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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沿革 福利经济学沿革 旧福利经济学：庇古，马歇尔 新福利经济学：帕累托(Pareto), 卡尔多(Kaldor)，希克斯(Hicks)，西托夫斯基(Scitovsky),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阿罗(Arrow)，森(Sen)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的巨著《福利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它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作了系统的论述，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福利经济学一词广为流行，庇古也被推崇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的功利主义 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追求最大的福利。 从上述命题出发，庇古提出了国民收入极大化和收入均等化两个福利概念。庇古说，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的大小，一是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因为，要想增加经济福利，就必须要增加国民收入；同时，还要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庇古的国民收入极大化和收入均等化这两个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在西方经济学史中作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即首次将社会福利问题与国家干预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门领域加以研究， 庇古至少作出了如下三个重要贡献： 庇古至少作出了如下三个重要贡献： 第一，确立了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庇古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市场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净产品相等，亦即说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边际社会净产品相等。市场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竞争和社会经济资源的自由转移来实现上述的诸条件，从而使经济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优。 第二，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 第二，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庇古认为，要增加社会福利，就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因为，一个人手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其边际效用就越小，反之则相反。但市场机制对收入均等化无能为力，国家应通过征收累进税的办法把富人的一部分钱收来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让低收入者享用，缩小贫富差距，以增大社会福利。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从而使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经济福利就会达到最大化。 第三，确立了外部性理论 第三，确立了外部性理论。在继承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之后，庇古首次对外部性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 “没有一个不可见的手可以赖以由个别的部分处理以产生全体的良好安排。因此必须有一具有广泛权力的机构，能干预并处理有关美好空气与阳光等集体问题，如同其处理煤气、自来水等集体问题一样。” 庇古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边际社会净产品与边际私人净产品常常产生的背离现象其实质就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只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才能消除外部性。 新福利经济学 1938年和1939年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卡尔多、希克斯、伯格森，几乎同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随后，萨缪尔森、格拉夫、李特尔、西托夫斯基、鲍莫尔、阿罗、黄有光等一大批当代新福利经济学家群体崛起。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亦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对旧福利经济学做了许多补充和修正，无论是在基本论点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与旧福利经济学有所区别。 首先，从方法论上看，新福利经济学摒弃了旧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基数论，而采取效用序数论。效用基数论是用基数一、二、三┄┄来表示效用的大小，而效用序数论则以序数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效用的相对程度。效用序数论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 并且，新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等理论都是以帕累托的理论为出发点，所以，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往往认为新福利经济学可以溯源于帕累托，甚至认为帕累托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帕累托标准 帕累托法则：如果某种社会经济状况变化使某些人（或一个人）福利状况改善，而无其它任何人的福利状况恶化，则就认为是整个社会福利状况改进，是一种可取的价值判断。 帕累托最优： 随着帕累托改善的提高，当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法在不损害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成员的福利条件下得到改善时，这时的社会状态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前提： 个人效用的序数测量性和个人效用的不可比性。 对庇古理论的修正 从效用序数出发，新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人福利取决于个人的偏好，而个人偏好可以用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根据效用序数论和最优条件理论，新福利经济学摒弃了庇古关于“收入均等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而保留了其资源有效配置的论点和建议，认为，收入均等化是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因为效用是不能计量的，不同的人之间的效用是不能比较的，如果在增加了A的福利的同时，减少了B的福利，那就不能认为是社会福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