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量器基本计元初探.doc

商代的量器初探 ——从殷墟出土的青铜箕形器谈起 岳洪彬 岳占伟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引言 度量衡制度和文字一样，是所谓“城市革命”时期社会飞跃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先民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很早就有了“量”的概念，并出现了“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原始计量方法。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早在黄帝时期就“设五量”，五量即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夏书》中也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石”和“钧”都是度量衡单位。 “度量衡”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听天下，立权度量。”春秋列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逐渐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使中国成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此看来，中国先秦时期列国的度量衡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存在着较为规范的度量衡制度。 那么商王朝时期度量衡制度如何呢？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具体而确切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殷墟时期无疑也有较规范的度量衡制度，传世品中也已发现明确为“商尺”的实物标本，安金槐先生也曾提出过早商和殷墟早期常见的大口尊为商代粮食量器说。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准确判断何为商度、何为商量、何为商衡，但在考古发掘品中一定存在相关的遗存，殷墟二期常见的青铜箕形器很可能就是商代的量器之一。 对于箕形器的用途，学者讨论较少。从命名的字面意思看，可能认为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簸箕，用于铲粮食、炭灰或垃圾等。但从其形制来看，其箕口处较厚，不适于铲除，我们认为它可能别有他用。宋镇豪先生解释 字象一个冠上有玉制品高妆饰及身上有尾饰的巫者，正奉箕形器中热物祀神。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公众考古珍品赏析栏目则将箕形器归入农具类。 我们依据殷墟多年来科学发掘出土的数件箕形器标本，测定其容量，进而对商代量器和量制进行初步的探索。抛砖引玉，望大家指正。 二、关于箕形器的发现情况 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的共有6件（见附表二）。此类器形制基本相同。时人对其如何定名，已不得而知，因其形如簸箕，故称“箕形器”。后“栏”正中有半圆形斜柄，可安木柄，柄面较平。器体呈长方形，三面有栏，一面敞口，整体器形与秦时的“商鞅量”（图一）极似。 郭家庄南文苑绿岛6#M5∶2，柄两侧各有一圆穿孔以置辖固柄。出土时銎内残存朽木，当为木柄遗痕。器内尚残存有红漆痕。柄面有铭文“”。箕体长33，宽19.7，深5.9厘米，是目前所见形体最大的一件（图二，5）。 76小屯M5∶869，器身如簸箕，后栏正中有一圆筒形斜銎，中空以纳木柄，銎内尚有残断的炭化木柄。柄上饰兽面纹和“妇好”两字铭文。出土时稍有变形。箕体长24.2，宽22厘米（图二，3）。 77小屯M18∶9，柄中部对称圆穿以置辖。柄面饰一突起牛首饰。箕体长21.5，宽15，深7厘米（图二，2）。 94ALNM793∶1，柄面上、下对称方形穿孔以置辖。柄面铸有“亚”铭文。箕体长21，宽19.3，深5.5厘米（图二，6）。 郭家庄M26∶24，柄部无穿。箕体平面略呈梯形，前宽后窄。柄面铸有“”。箕体长16.6，宽11.2-15.2，深4.2厘米（图二，1）。 SM539∶2，柄面上、下对称方形穿孔以置辖。整器素面无纹。箕体长17.3，宽7，深5.8厘米（图二，4）。 另外，二十世纪初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发掘到两件箕形器，现藏于台湾史语所陈列室。 传世品还有1件。其中一件著录于《邺中片羽》卷上图版三一，柄部饰一独立兽面纹和“史”字铭文（图三，1a、1b）。由于该书中没有注明尺寸，现在也不知收藏于何处，故无法得知其容量。 殷墟以外地区较少出土青铜箕形器。目前所知，仅见河南省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晚商一号墓所出的一件（M1:16）。发掘报告中称其为“撮箕”，柄部为半圆形銎，上有五个小穿，作为固定木柄的钉孔。柄部与斗部结合部位有一个三角形凸起。柄部有铭文“尹”字。箕体部长23.7、宽16.3-20.2、栏高6.5厘米（图三，2）。此标本没有测量其容器，但从其箕体的尺寸大小与妇好墓所出相似来看，其容量也应大致相似。 其他地区的历代遗址中也出土有被命名为“箕形器”的器物，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大型箕形器、广西贺州出土形制奇特的箕形器、浙江河姆渡遗址所出陶箕形器等，其中多数都是因其形态像簸箕而名之“箕形器”，其功能可能确与簸箕相似，而与我们本文所指的殷墟箕形器完全不同。 三、对箕形器的容量测定 首先，我们要确定测量箕形器容量的标准。 从箕形器的器体形态来看，箕体三面围有档板，一面敞口，不适合测定液态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