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 淡江大学.doc

基因技術與「科技民主」： 複製技術對校園與醫界社群社會印象之研究 陳建甫、陳國華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摘要 基因科技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世人所關心的焦點。而基因科技對社會、道德、價值層面的震撼已遠遠超越歷史任何一項技術的創新與發明，其中又以「基因複製」以及「人造人」（human cloning）技術的研發，將對人們如何因應未來複製化的生活型態、家庭關係、以及工作型態等問題有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於，現階段複製化的生活型態並沒有真正的影響到社會大眾，因此，本研究企圖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學界與醫界社群對於「基因科技」與「複製技術」的基本認知、價值判斷與採用態度等不同面向意見。研究發現醫界對基因科技研發所抱持的階段性任務，多數以探討目前現階段的基因性疾病為主，而對於器官複製等技術則傾向於較保守的看法，並批判現行基因性疾病患者與器官捐贈等遭受諸多限制，遠超過未來複製技術所帶來的不確定影響。至於，學術界菁英對於基因複製科技的意見，則從生命、價值、死亡的重新定義、社會秩序重建；壽命延長（社會制度，銀髮族）；對基因商品的適應（與風險）；基因技術的教育與傳播；新的人倫關係(家庭)；操控與隨機的矛盾等議題提出討論。最後，透過醫界與學界社群領袖的意見，我們認為立法與行政機構早一點擬定有關「基因」與「複製」等相關技術的社會與醫療政策，以及應從基因複製科技需求面探討邊緣族群得到公共規範對其權益維護，如此將可避免基因複製技術可能造成嚴重的排他性與權力的差別待遇。 一、問題緣由 當1997年二月複製羊桃莉被發表後，許多複製基因技術相關的研究已成為社會大眾的焦點。然而，在美國柯林頓總統要求「國家生物倫理諮詢委員會」（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凍結將基因研究轉移至人體實驗經費的禁令後，更引起學術界與政府機關對於基因複製所衍發社會與公共政策問題的討論（Kassirer and Rosenthal, 1998；Annas，1998；Robertson，1998a）。其中，John A. Robertson（1998b）在討論複製科技的未來需求，以及所產生的新社會、家庭、法律關係、與公共政策時，指出應該從兩個方向來討論複製科技的公共政策，首先是從該複製科技仍尚在研發時所產生的與生物倫理有關的政策，另一個則是從複製科技已經可以成功應用在人體後所帶來的社會政策。 這種階段性的討論策略凸顯出當前基因科技研究較難以與整個社會議題連結的弱點，也就是這些複製或基因技術目前仍只在實驗中，學界或社會大眾對於些複製或基因科技大多仍侷限在「知識」（knowledge）層次，至於，如何將這些知識或技術有效且安全的「應用」（application）在人體身上，以及是否會對社會或大眾產生「可能」或「必然」的影響，便成為基因科技研究學者下一個階段所要去回答的問題。 事實上，科技的不斷創新與發展扮演了推動社會化變遷的關鍵角色，在真實卻靜態的社會脈絡與環境裡，科技的推陳出新除了可能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步調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廣泛的選擇機會。從另一角度來看，群體規範、社會政策與群體認知卻也反饋式的影響著任何嶄新技術發現的傳散與被接納的程度。生物科技研究中的基因工程與生命複製技術即將再度提供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的下一波最近似真實的挑戰。 因此，一個完整且全面性的基因科技研究當然不應獨立於社會脈絡之外，而是應探討對科技實用性與社會中群體的互動與交互影響。因為科技本身絕非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它在創造機會的同時，卻也改變了社群間的相對社會關係、地位或甚而弔詭地限制了人類活動。所以，一時之間曾經是屬於哲學層次的「人類生存價值」的問題質變為迫切且實際的議題；規範與法律制度也可能成為捍衛自然演化過程的一道關鍵防線，與確保基因科技產品與研究人員正義信用的確認程序。 最後，不同社群間對基因科技發展所持價值態度的交互影響與共識形成即是科技民主概念的主要訴求，因為基因與複製議題長久以來便是一種承諾與威脅未知的兩難組合(Martin and Tait, 1992)。雖然生技發展對一般大眾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甚鉅(Zechendorf, 1994)，但具有相關領域專業知識者卻相當的少，因此意見可能不具代表性。然而，若將此一決策權付予專業人士或科學家，則又恐淪為「賢者統治」(meritocracy)或「專家政治」(technocracy)之譏。其決策效能當然無庸置疑，但面對此一跨世紀的永續生存議題卻無法正確有效的反應出多元文化社會各社群間理性平等參與正確選擇的過程。 二、研究目的 近來在複製技術與基因研究上的不斷突破發展，除了可預期的造成社會大眾對此科技應用可能帶來的多重社會問題與倫理衝擊而憂心忡忡之外，卻也同時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機會來檢視社會全面發展品質的契機，此議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