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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论文 ..毕业 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素来被称为民众对清政府的反抗行为，然而，如果我们从“革命史学”走向社会史学，却可在“民变”中发现无比复杂的历史内涵。本文以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为切入点，试图解析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清末民变”的丰富含义。 一 清末十年，清政府立意变革，“以期渐至富强”..毕业，其举措包括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奖励实业。这些实绩所包括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美国学者任达因此认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日今时。”（注：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却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与此同时，还必须应付巨额赔款与借款。以如此羞涩之财力，推行庞大的新政改革计划，势必捉襟见肘。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加税于民。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说：“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清廷谕旨也透露当时的情形：“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51页。）此种情形，不能不使农民直观感受到：“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注：《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2期，《中国大事记》。）因此，他们对新政十分敌视，并直接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自治公所、警署、学堂之上。如“密县知县徐某，自去年到任，即以筹款办新政为要务，颇为绅民所不悦。今正因开办地方自治筹办处，议添亩捐钱一百二十文。本月初一日，复出谕催缴，大滋绅民之怒，当于初四日早纠聚一千七百余人，一拥入城，拥至县署，……将大堂大门全行拆毁”（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武康县因办理警察，抽收捐款，遭到乡民反抗，“将城市警察总局三桥埠警局及巡董丘益三房屋拆毁”（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学堂更成为这一时期农民骚乱攻击的主要目标，诚所谓“不为世所恨者几稀”（注：《江苏学务文牍》，第6册，第380页。）。如“浙江定海乡民因官胥加征粮耗……遂聚众入城拆毁警署，并疑所征粮耗为学堂经费，遂将学堂捣毁”（注：《东方杂志》，1907年7月，第7期，《军事》。）。“浙江淳安县民风气蔽塞，类多仇视新政，复经劣绅无赖从中鼓煽，遂益肆无忌惮，八月初十日以求免清厘并停办学堂等事为名拥众入城，捣毁师范学堂并拆毁学董应致荣及库书册书房屋九处，复哄入县署，恃众滋闹”（注：《东方杂志》，1907年10月，第10期，《军事》。）。江西袁州宜春乡劝学所董于地方当局所索“图捐”外，又指使各乡劝学员，另写学堂捐款，致民众各怀忿恨，进城焚毁学堂（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3页。）。浙江遂昌因学董“鱼肉乡里”，自治学员又“勒派鸡猪牲捐”，“众心不服，誓灭学堂，以安农业，并要求退还前任学租”（注：《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1期，《中国大事记》。）。1904年11月第11期的《东方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曾指出当时毁学的普遍性：“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注：《东方杂志》，1904年11月，第11期。）地方自治与警署、学堂，均是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举措，它们在乡间所受到的强烈抵制，无疑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严重影响。 清政府的苛征重敛本已使民众不堪重负，其间又有两大因素使矛盾急剧尖锐。 首先，新政期间清政府虽然征敛已重，但到了民众身上，这些负担又要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其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者便是各地官吏士绅。如萧山县龛山镇于丝捐之“向章每两七文外再加五文”，河南长葛征收粮款时，在定章每粮银一两的基础上加巡警经费钱三百文。“各省厘局……抽分抽钱有加无已。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地抽之，卖货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粮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其弊不可胜言”。而厘金局委员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二三千金不等”。协助地方当局兴办新政的士绅也是“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如直隶易州自治局局绅张某、祖某藉口筹措自治经费，擅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津钱三万余吊，又陆续勒捐两万余吊，全部中饱私囊。局绅张某等借调查户口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