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论文.docVIP

　　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论文 .freel)的逐步形成，中国大量的经济贸易主权渐为外人所攘夺。与之同时，大批洋商亦携各色洋货而入各通商大埠。甲午战争之后，洋商又恃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设厂制造之特权，在华外商企业由是日增，加之当时晚清政府也推行了自开商埠、鼓励工商、允许商民自行设厂等方面的经济措举，沿海各埠商务渐盛，而华人和洋商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纠纷无疑也变得益加繁杂。迨至清末，涉外商标纠纷问题逐渐成为华洋交涉的焦点之一。关于此问题，以往学界着墨极少，下面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所谓商标，“谓营业者表彰系自己制造商品及自己贩卖商品所用之文字、图书或记号也”。1 (P160)作为知识产权载体的现代意义上之商标，其观念传入中国约在清末，但在传统工商业领域，中国很早就有保护商标意识的萌芽。按早期中国商业惯例，商标亦即牌号，所谓冒牌纠葛与现代意义上之商标侵权略似。最迟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许多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生产和销售商品过程中，为使自己的产品与其他行号示以区别，即出现使用牌号的现象，而彼此间混冒牌号之事也时有发生。对于冒牌纠纷，有时地方官府偶也发布禁止冒牌的禁令或通告，或对冒牌者提讯究办。顺治元年，苏松府就牙商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布商三阳号”，及“虎牙恣伪乱真等事”，勒石为碑，发布晓谕：“为照众商各立号记”，“取信远商，历年已久，向有定例，不容混冒”，对于“觊觎字号，串同客贾，复行假冒”者，“许即指名报官府，以凭立拿究解抚院，立法施行，决不轻贷”。2 (P84-85)但工商业者之间的冒牌纠纷，主要由当时传统工商行会组织如商帮、同业公会等进行理处。如上海绮藻堂布业公所，在1825年就开始对本行业牌号进行登记，严禁已在公所登记的牌号有重复名称出现，并对销售他人冒牌土布者，进行严厉惩处。该公所还制定《牌律》，其“冒牌罚则”规定：“同号如有顶冒他号已经注册之同路同货牌号，经本所查明或被本牌呈报确有实据者，将冒牌之货，尽数充公。如有掮客经手，必须追查姓名，由公所通告各号，以后永远不许该掮客再掮布货。”3 (P49)由此可见，保护商标问题并非西商东渐才开始有之，但传统中国政府对于商标的管理和保护，在制度层面基本上处于一种缺失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在商品上使用各种商标，并通过国家立法加以保护。逊清之际，由于西力东侵，洋货充斥中国市场，许多舶来洋货和中国本土制造的洋货上均附有商标。而中国民间销售、仿造洋货及创办民族企业的活动也日盛一日，故尔华洋商人之间也就滋生出无数商标纠葛。概而言之，当时的涉外商标纠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因所生产商品使用商标相似而产生的纠纷。如：1909年左右，日商钟渊纺织公司以华商又新纺织厂冒用其蓝鱼商标为由，禀请日本领事函致上海道，再转至上海商务总会，要求予以饬禁。后上海商务总会询据又新公司，查复谓钟渊商标与又新商标系两式，一系二鱼，一系三鱼，鱼数不同，何谓冒牌，表示坚不允改。但最后在各方压力之下又新纺织厂仍不得不将其商标酌加改换。4 (二)摹造他人商标使用于同种产品加以贩卖所肇之纠纷。如：1909年2月，英商祥茂洋行主投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禀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公廨谳员张柄枢将宏源执事人张云山等拘获到案，会同西官开堂研讯，祥茂主人声称，本行出售肥皂分为头二等，均有定价，今宏源将次等货私印头等牌号混售于人，于生意有碍，请即严惩，中西官会商之下，判宏源洋货店罚洋钱200元充公。5 (三)因转售他人冒牌商品而误侵他人商标权产生的纠纷。如：1882年6月，有上海顺全隆洋行洋人，到法租界会审公堂呈控盈泰丰洋货店冒牌销售其制造的双斗鸡牌自来火，虽然该华人店主则声称伪货从日本三菱公司买来，共五箱，每箱14两，当时只为贪图便宜，并不知其为冒牌之货，但经中西官会审，仍判将货主交保候审，余货一箱缴案。6 (四)将自制产品装入他人有注册商标之容器而导致的商标纠纷。如：1909年7月，有华商协源祥号邵而康以新油装入老牌火油箱，冒充美孚牌号，冒戤美商美孚商标，被美孚洋行所控，并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传案讯究，后判邵具结悔过，声明以后不准再冒，且罚洋一百元充作同仁医院经费。7 总之，当时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两个领域。就生产领域来看，商标纠纷多是因产品商标有所相似所致。清末随着国内民族企业的纷纷兴办，一些华商逐渐在自制产品上贴附商标，而晚清对商标的注册管理及判定冒牌等自始至终在律令依据上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纰漏，一旦洋商觉得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受到华商产品的竞争，或因债务等其他原因与华商发生纠葛，即多有藉商标问题禀控华商者，1907年10月间，曾有上海英美烟公司，不满华商三星纸烟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蓄意兼并之，所谋不售，竟对三星纸烟公司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