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农业——兼论传统社会中士人对于农业观念的转变论文.docVIP

　　曾国藩与农业——兼论传统社会中士人对于农业观念的转变论文 .freel）的观点，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另一种可以举薄树人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孔孟对科技知识并不是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毕业，儒家学说中一些影响科技的政策主张，保证了科技在中世纪的稳定发展。他们都提到了《论语》中的一段故事，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想说，既然同一段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一种思想也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好比小孩子看《红楼梦》里面尽是吃喝玩乐，青年人看《红楼梦》里面尽是谈情说爱，中青人看《红楼梦》里面是钩心斗角一样。要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科技的影响，关键应该看被影响的对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化一样，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农业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本文的主人公曾国藩（1811—1872）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以后“八字诀”多次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之中。 有时，曾国藩也会把其中与农业有关的几件事单独提出来，叮嘱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 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纪泽、纪鸿（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对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给澄、季（曾国葆，1828——1863，五弟）两弟信中写道：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写道：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风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钱请人种菜上面。尽管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自己的子弟要种蔬、养鱼、养猪，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兄弟之间却存在分歧。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他说：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不料他的建议却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的反对。澄弟的意见如何不知，但从曾国藩的反映来看，兄弟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家书写道： 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曾国藩何以要如此坚决地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呢？城乡之间的蔬菜种植水平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与弟书继续写道： 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两个月后，曾国藩再写信给澄侯四弟，问： 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