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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尸体的民法问题的思考论文 .freelann氏，Garai氏）。（2）尸体为物，属于继承人之所有（主此说者Bckker氏）。 （3）尸体非物（主此说者Gierke氏，Regelsberger氏）。依余所信，应以第三说为是。”5我国学者杨立新同意这种观点，其认为尸体虽具有某些物的属性，但并非民法上的物。杨立新学者支持此观点的理由在于：第一，不能将尸体进行全部利用，以发挥其物的使用价值，即使为医学目的而利用尸体也只能是个别的、局部的；第二，尸体不具有价值，不含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价值因素，不符合经济学上物的本质属性；第三，除个别情况，尸体的最终去向是消灭其原有的形态；第四，尸体不能作所有权的客体，因为尸体不完全满足所有权具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综上所述，杨立新学者认为，以尸体某些具有物的属性作为依据，因而推出尸体是民法上的物即财产权的客体，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同时，杨立新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尸体作为丧失生命的人体物质形态，其本质在民法上表现为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延续利益，简称为身体的延续利益。6 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彼此都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经过长期的论战，坚持尸体是物的观点成为通说，并指出尸体非物观点的许多矛盾和异议之处： 梅迪库斯认为尸体具有人格性，所以不是物。这并不正确。所谓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人格只能由自然人自己支配，如认为尸体具有人格性，则只有自然人能支配自己的尸体，而此时自然人已死亡，又如何能支配？所以，只有自然人存活的状态下，才谈得上人格，尸体是非人格性的。再次，尸体、木乃伊和骨骸都是人死亡后的遗留物，如果认为尸体可以人格化，那么木乃伊和骨骸也应该可以人格化，因为他们也曾经是活生生的自然人，也曾有姓，也曾有人格，如此，尸体与木乃伊和骨骸并无二样，以人格性将其区分，十分不妥。 杨立新学者认为尸体非物的理由并不成立。第一，尸体有着充分的使用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尸体对死者亲属祭祀死者，寄托哀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遗传、基因、克隆技术的发展，对尸体的利用会更加全面的；第二，法学领域所谓的物与经济学上所谓的物并不完全等同。原始森林、山脉、矿石、水流等自然资源没有花费人类任何必要劳动时间，在民法上仍被视为物看待；第三，从古到今，没有哪一种物可以始终保持其原有的形态，所有的物都将走向消灭，有区别的只在于时间的长短，例如，有的物如时令水果，其原始形态的消灭时间就短于尸体；第四，并不是民法上所有的物都必须同时满足四大权能而不能有所例外，例如，土地这种特殊物在我国法律上被禁止流通，就是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也不能任意处分土地，不能向任何个人、组织或其他国家出卖其享有所有权的土地。7由此，尸体虽具有一定特殊性，但这不能否认尸体物的属性。 杨立新学者认为尸体的本质是身体的延续利益，其观点也存在不妥。首先，庞德在论述法的作用和任务时曾这样来界定利益：“它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特别满足的欲望或要求”。8我国学者张文显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9从上面对利益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利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的需要，一是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人一旦死亡，则不再有感觉，不再有需要，当然也不再有利益可言。由此，将尸体理解为人对自身身体的延续利益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其次，杨立新学者的观点表面上避免了与传统民法理论相矛盾，一方面坚持民法通则上民事权利能力规定，认为死者不再享有权利，另一方面又有认为死者的身体的延续利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实质上并非如此，其实，将法律保护的利益区分为权利和其他利益，仅仅是因为保护程度和方法的差异，即，对权利的保护较为周到，对其他利益的保护较为薄弱。或者说，权利是保护程度较高的利益，其他的利益或者法律给予较弱程度的保护，或者根本不予保护。10只要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不论是不是权利，都须归属于权利主体。所以，只要认为死者身体的延续利益受法律保护，那么就等于认为死者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再次，即使将尸体的本质视为身体的延续利益，也不利于尸体的保护。我们知道法律对任何利益的保护都是通过权利的赋予来完成的，权利是法律对利益进行保护的手段和途径。在民法上，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死者既已死去，便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丧失了民事权利的主体资格，不再享有民事权利，既然死者不再享有权利，法律对利益的保护，也失去了最佳的手段和途径。这种延伸利益其结果必然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 正因为上述异议和矛盾，尸体非物的观点无法立足。而尸体显然符合物的多个条件，有形、有使用价值、可以控制，虽然尸体有别与普通的物，有一些特性，但笔者仍认为它应归于物的范畴，因为既有民法制度上能够合于逻辑地加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