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上)论文.docVIP

　　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上)论文 .freelonroe）、德国哲学家汉斯·德里斯赫（HansDriesch）等，这些人在华的讲演稿或登于报刊，或汇集成书，对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大；后者则是北大学生廖书仓、邓中夏、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许德珩等人于1919年3月23日创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这个论述框架中，雄辩会等不值一提，因其不过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承认异军突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但同时也不想抹杀当年北大及其他院校训练演说和辩论的意义。后者看似平淡无奇，可它形成一种风气，在读书作文之外，格外看重口头表达。这一现代社会对于大学师生的要求，影响极为深远。所谓“辩论”，不同于独白性质的“演说”，主要针对的是同道，承认事情具有多种可能性93，对话中包含着挑战与反省，强调学理与逻辑。如此尊重对手、自我质疑，更多属于精英们的自我启蒙。如果说“开启民智”是为人之学，那么，“阐扬学理、修饰辞令”则属于为己之学。只是因已有的历史叙述普遍关注前者，欣赏演说者的救世情怀，而忽略了其政治激情背后那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才反过来提醒注意对话性质的“辩论”，各大学校园里，类似的练习演说/辩论的团体很多，其对于大学生思维及表达的潜在影响，不该被小觑，更不该任其在思想史/文化史上永远失踪。 确实，“辩论”不如“演说”气势磅礴、畅快淋漓，面对的是同道，而非亟待教诲的下层百姓，必须有更多学理方面的考量，只能“一方面”、“另一方面”，而无法“一言以蔽之曰”。在这个意义上，“演说”容易走上社会，“辩论”则始终只能局限在大学校园。可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演说”还是“辩论”，都牵涉口头表达，都必须讲求辞令。还记得《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吗?如此长篇论辩，借用平等阁主人（狄平子）的批语：“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达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94所谓“驳来驳去”的技巧，是需要长期训练的，并非一蹴而就。 前面已经提到，蔡元培教南洋公学特班生演说时，曾“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可到底是哪些演说学著作，黄炎培没说。倒是蔡元培任主笔的《警钟日报》，曾在1904年连续刊登广告，推荐钟观浩译日人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惟书中图画精致，绘声绘色，于学演说者俾益不鲜”95。可惜目前所知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钟译《演说学》，只有20年代穗、沪刊行的本子。但无论如何，翻阅众多二十世纪上半叶国人所刊演说学著作96，我们起码可以大胆断言：“演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术/文化活动。 五文章体式的革新 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不仅仅是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方式，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这里所说的“文章”，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局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更包含学术著述。就像陈源表彰胡适的考据文章，朱自清称颂胡的长篇议论文价值，都是注意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这一大趋势。 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甚至称：“《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97至于朱自清，在指导年轻人阅读《胡适文选》时，也专门指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98。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正如黎锦熙在为钱玄同立传时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而“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99。面向读书人而非下层民众的《新青年》，积极提倡并带头使用白话，挑战的正是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述学”（1904），1：Ⅰ以及章太炎等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的意义；也才能理解《新青年》同人为何热心于四处演讲、北京大学何以成立“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雄辩会，还有各地学堂为什么设立演说课程或组织演讲比赛。即便几十年后，在“报纸新闻副刊乃至普 通著作”之外，白话作为学术语言，能否用于写碑撰史，依旧被人质疑1：Ⅱ。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论者一般沿用胡适的分析框架，称其不同于晚清白话报刊或字母运动的提倡者之处，在于“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认定“白话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