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下)论文.docVIP

　　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下)论文 .. 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Ⅴ “学术讲演会”的具体地点，在教育部会场、北京高师和北大法科礼堂。原先刊出的广告，第一讲是章士钊的“论理学”，后因章临时外出，改为陈大齐的“现代心理学”1；Ⅵ。在此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上述二题，还举办过如下题目的系列讲演：社会与教育（陶履恭）、燃料（王星拱）、墨翟哲学（胡适）、天文学（高鲁）、放射性化学（俞同奎）、教育学（邓萃英）、生物与人生哲学（李煜瀛）、社会与伦理（康宝忠）、电子相对论（何智杰）、政治学（陈启修）、园艺与害虫学（夏树人）等。如此规模的“学术讲演”..，在让大学走向社会的同时，也让“演说”承担起传播高等学问的责任。 教授们不再只是针对社会问题发言，而是努力向公众传播自己所擅长的专门知识。这么一来，如何有效地演说“学问”，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共同关注。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口说”，将“讲坛”搬到了纸上，所谓的“著述”风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如果采用的是传统的讲学形式，以解读经典为中心（如《复性书院讲录》）1；Ⅶ；或因职责所在，演说时学术性不是很强（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Ⅷ，那么，将其言谈记录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若讲授的是专深的学问，要实现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化，难度就大多了。 这就牵涉到晚清的另一个新生事物——速记法。梁启 超特别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止是久野龙溪采用口述笔记的形式完成的；“同时他在卷尾附录了一篇名为《论速记法》的文章，向《经国美谈》的读者介绍了‘速记法”1；Ⅸ。对于《清议报》能及时地译介“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经国美谈》，梁启超十分得意，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特别予以表彰1；Ⅹ。一年后，梁撰《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第一回中有如下一段： 却说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社登刊。1 Ⅰ 如此强调“速记”，明显受《经国美谈》的启发。所谓“一字不遗”，当然过于夸张；但速记的出现，使得“演说”之成为“著述”，平添了许多可能性。 谈论中文速记，一般从蔡锡勇说起。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蔡在驻美使馆任参赞期间，对当时美国流行的“快字”感兴趣；回国后，参考美国凌士礼（Lindsley）的速记法，撰成《传音快字》一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刊行。到了清廷推行新政，设置咨政院，开会时亟需速记员，于是召蔡的儿子蔡璋进京，创办速记学堂，并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正式出版1 Ⅱ。此后，不同的速记法纷纷面世，对学术文化的整理以及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在这中间，陷阱依然很多——即便速记员训练有素，还有口音差异，以及话题的专业性等。一般的社会动员或知识普及比较好记，倘若是“学术讲演”，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1 Ⅲ，就是担心记录有误，以讹传讹。此举并非多余，谓予不信，请看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经历。《新青年》3卷1号的“通信”栏里，收有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 《新青年》记者足下：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1 Ⅳ 蔡元培自称信奉引力说及进化论，可报载他在信教自由会的讲稿，竟阑入一大段“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让他实在不能容忍。至于“政教会演说报纸所载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中“最为舛误者”，蔡开列了十条，逐一辨正。 此信让既是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狼狈之至，赶紧以“记者”名义附言：“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1 Ⅴ引领学界风骚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报章的情况可想而知。 正是有感于此，后人为慎重起见，不太敢用报刊上的演说资料。可完全放弃这些口述实录文献，又实在可惜。若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其《凡例》的第一则称：“本书所收以先生亲自撰著之文字为限，其为先生口述，他人笔录或代作者，如先生生前各报刊登之谈话、语录、讲词等，一概不收。”1 Ⅵ严守边界，宁缺毋滥，固然是好事；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半个世纪后朱维铮所编篇幅剧增的《马相伯集》1 Ⅶ。 不再满足于固守书斋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