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学术品格论文.docVIP

　　朱光潜的学术品格论文 .freelung)说，立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Einf hlung)说以及英国经验派的联想说等等作为前后相接相续的逻辑环节放在它们中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在结构上甚是严整的理论框架。这样，不仅把形式主义美学的各个支派联缀在了一起，且把黑格尔(Hegel)、托尔斯泰(Ллев 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义美学也包容了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解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与道德精神的对立。同时还有一层，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契机。 朱光潜初试锋芒便在学术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获，这既得益于他的学术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称作“综合”、“折衷”。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是谨慎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曾说过：“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②所谓“综合”与“折衷”便是记忆与思想、因袭与创造的统一。他相信，“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需要人们去弄个明白并承继下来，同时，所有思虑过、讨论过，乃至被“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需要人们去清理和进一步解决，“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③。“综合”、“折衷”，实际上便是将前人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朱光潜把自己置放在了学术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最有权威的一批学者，其中特别是一直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义最大代表克罗齐。朱光潜没有放弃直觉说，而是仅仅把直觉说当作全部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就等于说，艺术虽植根于直觉，并不就是直觉，艺术还包容了由“心理距离”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及由联想所触动的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同时，艺术还有一个借助语言、文字、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媒介传达出去的问题。而这种主张是克罗齐所坚决反对的。当然，朱光潜意识到依他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以与克罗齐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毅然在已写完的《文艺心理学》中补进了一章，亮明旗帜，专门批评克罗齐。而且并不就此而止，为了彻底认识和批评克罗齐，于40年代还亲自翻译了他的《美学》中属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学说，并写了长达六万字的批评文字；5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从认识论角度深深触动了克罗齐学说的哲学根基。 但是，对于一个从克罗齐阴影中长大的人，一个曾“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的人，对克罗齐的批判同时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这时，朱光潜的心情有如永远“告别”一个“多年老友”那样的彷徨与失落，他跨越了克罗齐这座高山，却发现克罗齐背后只是一片沙滩、一处旋涡，原先，即便是幻觉，至少脚下还是坚实的，而现在竟感到突然悬在了空中，没有了落脚之地。他精心建构的美学框架由于没有一定哲学体系的支撑，显得像是风中之烛，那样渺茫和脆弱。 朱光潜之结识马克思主义，就学术角度讲，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他完全是新的问题，他不得不像“初级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相信他“性格中的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可以作为他“新生的萌芽”④。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甚至在几近花甲的年纪，跟随一位白俄罗斯籍家庭教师学会了俄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门学术、一种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像学习克罗齐主义那么得心应手，这一点，朱光潜一开始入门就感觉到了。他知道横亘在他面前的主要障碍不是他曾经是个克罗齐主义者，而是世界观上的“个人自由主义”，是“脱离实际的见解偏狭”和“意志不坚定”⑤。1956年，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字《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可以看出这是经过认真思索了的、是真诚和严肃的，他确实期望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的学术，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条新路。 随之出现的锋芒指向他的美学大讨论，是他不曾预料到的，但是却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两方，一方是他，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一方是蔡仪，以及黄药眠和后来介入的李泽厚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蔡仪于40年代便写过批判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对他是了解的。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朱光潜曾流露过对蔡仪所持的所谓反映论美学的不满。这一次，以蔡仪为首对朱光潜展开的批判，其理论出发点正是这个反映论美学。这就促使他不得不深入研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前苏联一些美学著作，调整角度，重新思考美学问题。结果，他发现，蔡仪等的反映论，只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美决定美感的一面，而忽略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美感影响美的一面。尤其是，他们把存在与美，意识与美感简单地等同起来，没有见出美作为“物的形象”与“物”本身的区别，因此，他们的反映论明显地带有机械论的性质。朱光潜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