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文.docVIP

　　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文 .freell.）。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注：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1870—1931），德国经济学家，在1917年及随后的几年里，出版了《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财政学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化还是国家破产》、《国家、财政及社会——从社会学立场研究财政学的本质与课题》等书，批判了现有财政学，提出了财政社会学的主张与政策实践，认为财政社会学即公共财政怎样受社会节制，以及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有什么节制机能的问题，阐明财政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参见：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M.中译本，张淳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347—348.）。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注：CHUMPETER.JOSEPH.ALOIS， （1918）。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A.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C.1954.4.）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注：继葛德雪和熊彼特后，还有耶希特（Horst Jecht）、兹尔坦（Herbert Sultan）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但1930年后因发生意识危机而失去影响，其研究也变得断断续续。现在对此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注：吉登斯在权威性资源中列出的“对生活机会的组织”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点。“生活机会”（“life-chance）的概念最早由韦伯引入，它不仅意味着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区域中，人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同时也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倾向和能力。在此，本文将其内涵界定为：”生活机会“是指由权力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体或组织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中译本，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77.），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中译本，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87.）。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 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进行分配的制度安排，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