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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收费考论文 作者在写作中得到同行真诚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中国政法大学讲师齐红女士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使本文得以在短期内完成。历史学家田涛先生惠允借阅他珍藏的历史文献，本文有关清末法律移植的见解亦得益于田先生的指点。经福特基金会的张乐伦女士介绍，AlanLepp先生提供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讼费资料，他的选择视角对作者启发多多。与往常一样，谢怀栻老师的知识、经验和睿智总是使那些令人一筹莫展的难题迎刃而解。 除非脚注中另外注明出处，本文引用的中国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和案例.freelericanBarAssociation,LegalEducation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EducationalContinuum(1992),p.3.），律师计时收费高达每小时500美元、胜诉酬金高达上千万美元已经是屡见不鲜。联邦政府补贴诉讼固然有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意义，但是诉讼最大的受益人似乎不是当事人，而是律师。 中国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聘用律师之外的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注：《民事诉讼法》（1991），第58条。），故诉讼代理不是律师垄断的业务，当事人对律师的依赖较小，律师费在全部诉讼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低。1996年，中国84％以上的民事案件没有律师充当诉讼代理人（注：在中国，“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海事案件”是分别统计的。1996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和二审案件共为4858291件（《中国法律年鉴：1997》，第1056—1057页）；同一时期，律师代理的“民事案件”、“经济案件”为77万件（参见《改革、开拓、前进》，《中国律师》1998年第1期），因此，律师代理的民事案件，不超过全部案件的16％。）。律师较少加入民事诉讼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缺乏对律师的信任。律师贿赂法官、损害当事人利益和缺乏专业知识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律师的主要作用只是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输送贿赂的“中间人”，律师加入诉讼是否仅仅意味着贿赂成本的增加（注：《“走向权利的时代”讨论会纪要》，《中国书评》1995年冬季卷。）？国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注意到：正在兴起的中国律师业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行贿、欺诈当事人和合伙人、围绕特许权（如：为上市公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而展开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界的声誉（注：ALford（安守廉），TasselledLoafersandBarefootLaicDevelopment:1960—1995(1997).）。可见，声称法律移植（特别是体系化的法律移植）能够产生正面效应的说法，是一个经过100多年实验还没有被证实的假设。 清末法律移植之后，中国法学始终围绕着引进、临摹、诠释和传播原地踏步，缺乏吸纳、批判和改良外来法律所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思维，故本世纪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律、法学和方法始终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某规则所以如此，因为它来自大陆法系，中国属大陆法系，故不得不如此。”这成了中国法律界的一个口头禅，它可以用来放弃思考、阻断讨论和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切质疑。实际上，中国法律界一直满足于“中国是大陆法系”的万能解释，而不再费心思考：中国真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真的可以作为一种传统而移植到中国？真的存在一个恒定的、一元化的大陆法系？美国法学家弗兰克（JeromeFrank）在本世纪3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法律能否从幼稚到成熟，取决于法学家能够摆脱教条而产生丰富的想像力，就此而言，美国只有霍尔姆斯大法官一人是已经“成年”的法学家（注：转引自RichardPolenberg,TheinCardozo(1997),p.159。）。当中国成为法律继受国家之后，法学从幼稚到成熟的途径就更加艰难，语言本身构成了接近第一手理论、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的障碍，更不用说产生创造性思维了。我想，只有当中国法律界摆脱对大陆法系类似“恋母情结”的依赖之后，中国自己的经验、智慧和创造精神才能进入法律。 （二）讼费征收和法律的虚设与增生 弗里德曼教授认为：法律由文本到制度运行的过程，犹如水流经过布满洞眼的浇花水管，漏水本身是一种平衡（注：弗里得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05页。）。 然而在中国，比“漏水”更能说明法律文本和制度运行之差异的事实来自两个极端：法律的虚设和增生。山西运城地区的“渗灌池”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法律虚设的例子：90年代，当地政府命令农民建造“渗灌池”——一种可以代替浇灌的技术，像民法一样，这也是一门来自德国的学问。农民明白当地的降水量、土质都不适宜运用“渗灌池”，但是他们又不敢违抗政府的命令，于是就用最低成本在田间构建了一些供官员参观的水池：没有用水泥封闭池底，没有敷设地下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