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主论文.docVIP

　　民族主义与民主论文 按照伯林（Isaiah Berlin，1979) 的说法，民族主义是过去二百年里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之一。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主义依然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无论从历史或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实在不足为奇。然而，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看法却相当负面。不少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深感忧虑.freelan 1997; Friedman 1997; Chang 1998)。有些学者虽然对以上杞人忧天的评价不愿苟同，但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也有重重疑虑，认为它的本质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危害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 (He Guo 2000; Xu 2000)。 不可否认，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与反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本文的主旨是探讨民族主义中蕴藏的民主潜质。笔者认为，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关系；相反，某些关键的民族主义要素是民主得以顺利运作的先决条件。过去，有些学者曾经分析过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理论关联，但他们要么认为，只有某些特定种类的民族主义才有助于民主；要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有利于民主(Harris 2002)。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其中一些要素对民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尝试解析各种民族主义，并确定它们的基本共同结构。第二部分讨论为什么民主运作有赖于某些民族主义要素。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并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民族主义 要定义民族主义并非易事，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民族主义可以千变万化。恐怕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文化就有多少种民族主义。为了把握林林总总的民族主义，多数学者倾向把它们分为对立的两大类，一类为好民族主义，另一类为坏民族主义。这种二分法的运用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Hans Kohn写的那篇著名文章(1939)。自此以后，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对立模式，如东方的与西方的，种族的与文明的（civic），特定的与普遍的，非自由的与自由的，文化的与宪制的，反动的与进步的，侵略性的与防卫性的，恶性的与良性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所有这些二元模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结果使得民族主义研究变成了一个“名词的丛林”(Akzin,.freels）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清晰、鲜明和确定。表明看起来不同的民族主义之间也许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共同点。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都是“不稳定混合物” (Spencer ummendey Klink 2001)。简单来说，不同的民族对外人可能持以下三种立场之一。 猜疑、排外和被动反应式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弱小和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倾向对外来的、陌生的东西充满猜疑，认为所有外来势力都包藏着威胁本族利益的祸心。这些民族既怀疑外部势力的动机，又害怕被遭到外部势力的侵犯，最终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心追求自给自足。弱小民族的脆弱无助感使他们对外来压力与凌辱异常敏感，尽管有些压力和凌辱只存在于他们的想像之中。然而，他们那种无奈的、被动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往往被其它国家错误理解成或有意歪曲成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优越、骄横和侵略性民族主义(aggressive nationalism)。与弱小民族相反，强大民族倾向往外看，而不是向内看。透过与其它民族接触，这些强大民族很容易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演化为一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对外态度。传教士情结把这种态度表露无遗。具有传教士情结的民族自认为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真谛，狂热地渴望输出的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哪怕是运用武力强加于人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剥夺了弱小民族维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然而，正是这些强大民族经常谴责弱小民族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使他们对自身的沙文主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熟视无睹(Thompson 1998; Spencer an and Citizen)第三条指出，“主权的根基在于民族。未经明确授权，任何个人和团体均不得行使任何公共权威”。换句话说，人民不再是帝王、君主或独裁者被动的臣民。相反，他们拥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如果说民族主义旨在将主权赋予人民，那么它与民主或“民治”的原则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法国大革命以后，十九世纪目睹了一波接一波充满民族主义和民主色彩的革命浪潮，包括广为人知的意大利、波兰、德国和希腊革命(Spencer ill）的“代议政府思考”（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文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