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试析“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论文.docVIP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试析“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论文 ..毕业 论文摘要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民族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 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在全国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广泛讨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毛泽东的观点，他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1940年初..毕业，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著名论断，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实际。对民族形式的选择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心理的诉求，同时也标示了作家、艺术家和读者的特殊关系。“形式通常至少是一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因而在选取一种形式时，作家发现他的选择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变文学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本身以及他对它们的改造是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所以说，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民族形式浸透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中，“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题材”或“历史小说”，而“农村题材”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或“乡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尽管大都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通俗形式，适合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兵的口味，这一点早在建国前就曾被给予肯定：“新文艺在普遍上不及旧形式，是不容讳言的。其原因，固然新文艺工作者不能全部卸下他们的责任，但主要还是在于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而旧形式之所以仍能激引观众和读者的原因也在此。”但这并不表明“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能划上等号，因为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旧有的通俗形式、民间形式的优良成分已渗入到新文艺中来，并加进民族新鲜的血液，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政治性”便是民族形式中“有意味”的东西，它们强调的是这些领域的社会政治活动，以便适宜于新的社会需要。“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没有无形式的质料一样”，“内容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因此，民族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呼应着时代政治的诉求。在表现内容上，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热烈地响应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极力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典型”，即新的工农兵形象、新农民英雄人物形象。从社会心理诉求来说，“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故农村题材小说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变化的斗争，以实现对新中国“工农兵”主人公的重视和称颂。如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小说便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主题，并表现出农民阶级的本性，塑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看来，梁生宝是党的忠实儿子，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中，这些“民族”内容却是通过他对传统戏曲中旧形式的运用才得以实现，“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哪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民族形式的外衣下包裹着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我们在政治上提高以后，再来研究一下过去的东西，把旧东西的好处保持下来，创造出新的形式，使每一主题都反映现实，教育群众，不再无的放失。”农村题材正是借助于这样“有意味”的形式，深入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内心，从而占领了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来说，“回忆”过去斗争的历史胜利以诠释所建构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把笔触伸到历史深处，在对历史的一片赞歌中证实了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讲述“革命”起源、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斗争历史，“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