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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具中的橱柜格架 作者：Jeniferho 提交日期：2009-6-3 23:25:00 | 分类: | 访问量：306 　　　　 （一）　　关于从明式家具到清式家具的风格转变的问题，以及由此问题讨论得出的共识，即对明式家具的朴素简洁在清代中叶发展成清式家具的豪华富丽这一总的过程的把握，论者以为是妥当的。当然，对于何为明式何为清式的界定问题以及分野年代的具体考察，出现分歧甚至造成缺漏是不足为奇的。论者不敢在这些悬疑之处发表任何见解，仅就明清家具中的橱柜一类入手，尝试对此过程给出个性的解释。　　对于橱柜是否能视作一类的疑问（这种疑问在任何分类提出时都应该被认为潜在的），论者以为，在中国古代语词和分类法中即将橱柜连用，（此点）意义不仅在于两者之间实际功能的相近，也说明古人对此类家具主观上的界定，而这种界定或者体认是橱柜的生产者所依赖或不能不考虑的。至于论者在本文中将把格，架也置诸写作视野（即将橱柜格架统合为总体的大类），则是考虑到在阅读考察过程中遇到的资料，能够很好的显示出在橱柜类家具发展过程中与格架类的组合。　　在分类意义上论说并形成橱柜格架（总体的大类）的概念之后，再沿着分类学的梯级将眼光抬升到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将家具视作整体，讨论这个整体在物质文化研究上具有何种意义？Jules David Prown曾在Style as Evidence一文中以家具为例证推导风格与同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情境的相关性，即家具生产由洛可可式或者巴洛克式的风格向新古典主义规范整齐，简洁明快的风格转进，正好能够用于比照和解释当时由殖民地向独立建国过渡转型的社会面貌和思潮，即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对理性的热情和推崇。在这种意义上，风格成为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证据。 Prown氏在之后的Matter in Mind：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一文中，更深入地探讨了风格作为证据意义的使用，以此为核心，发散出一套扩及多面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模式（这一模式是论者参照的主要模式），其中提到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分类，将物质（被生产或改造的）的意义分别为实用维度和审美维度，以这两个维度在物质（本身）对人的意义上占的权重为基础，建立起从纯粹的艺术品（审美性的极致）到操作机械（实用性的极致）的（分类）序列。而能够作为阐释文化或者社会情境的主要证据，重心在于物质（本身意义）上的审美维度。家具在上述序列当中的位置，接近或等同于实用维度占优势的应用性工艺品类（Applied Arts），而Prown氏认为此类物质中实用维度和审美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当实用的一面简单明确时，从物质中提取或分离审美维度的可能性增大，而审美维度可用风格来指示。 论者是大致同意这一论断的，于是风格作为时代社会和文化情境的证据和处理实用维度和审美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主要以审美维度考察明清家具的发展历程，便成为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所在。　　明代家具的代表，普遍的被认为是苏式家具，苏式家具实际上成为明式家具的代名词，即使暂且将这种说法置诸不论，注意到清代家具中另外两个地域的兴起是极为重要的，北京和广州的家具生产者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制作风格，从而形成京式家具和广式家具两支，与同期的苏式家具并存和相互影响。论者限于资料和本身的见解，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广式家具中橱柜格架类的具体情况上，尤其是博古架/多宝柜的制作和发展历程，而将地域风格的比较和时代特性的总的把握，作为后期工作的所在。　　 （二）　　首先需要考量的是橱柜格架类家具的材质及其来源，作为清代广式家具的材质，有紫檀，酸枝，花梨，东京木，鸡翅木，铁力木，坤甸，菠萝格和柚木等，其中较常用于橱柜类家具的则有紫檀，酸枝，花梨，鸡翅木和坤甸。紫檀是同期最为珍贵的用材，在所有的家具类别上，都毕竟只占少数，因而酸枝和坤甸构成清代制作橱柜类家具最为主要的材料。而鸡翅木成为酸枝的替代材料，则是近代酸枝木材的耗损稀缺造成的。　　此处给我们以说明机会的，主要有木材的流动网络和材质差别构成社会等级两个问题，对上述木材产地分布的检索，使我们意识到很早以来就存在的南岛贸易网络，同样也支持着木材流动，进而促进了广式家具的生产，而中国文明对这些木材和贸易网络的认知，从宋元以来有着明显的发展。 这里还需要提醒的是，所谓南岛贸易网络不仅为家具生产提供原材料，广式家具风格变迁的重要源泉之一，西欧富有巴洛克和洛可可风味的式样，也是通过这一网络输入并影响当地的设计构思。西欧影响的具体表现则请见下文对雕饰图案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则是，家具木料如酸枝和坤甸之间性能上存在的差异，通过价格机制以及品位和品味的制造和养成，转化为社会等级的象征。论者以为，清代尤其是在广东这样的地区，凭借家族经营获得财富的商业利益群体，在与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