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征兵募兵制.docVIP

南朝的征兵募兵制 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 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 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 、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① 《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 　　② 《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 载记》：“ 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 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 [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 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