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周朴园的人物形象分析.doc

真爱与虚伪 ——《雷雨》中周朴园的人物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传统的评价把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定位为阶级本质的虚伪和无情，颇有不当之处。从周朴园的一言一行看，我认为他是真心爱侍萍的，他与侍萍的分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相反，他对那份感情的执着颇有几分令人感叹。而周朴园老年那种宗教赎罪的方式，更是滤尽了爱情的世俗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朴园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雷雨》 周朴园 真爱 虚伪 1934年，《雷雨》的出现，标志着“五四”以来话剧创作的新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剧中人物虽然不多，只有周、鲁两家八个人物。但复杂的血缘关系与命运巧合纠葛在一起，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周朴园、周萍父子和蘩漪等真实丰富而又具有复杂矛盾性格的人物形象，成为现代话剧发展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周朴园作为《雷雨》全剧的中心人物，自该剧问世六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作为资本家和封建专制家长独裁专横、残忍、自私和虚伪的一面，而忽视了周朴园内心的真实情感。 有关周朴园与侍萍关系问题的评论以及对周朴园的性格分析，存在不少偏差。怎样理解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周朴园虽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本家，是一个“坏到了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1] 的大恶人，但他也是“人”，也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与侍萍的感情，他对侍萍的怀念，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 从秩序对周朴园的毒害看周朴园有无真爱 《雷雨》中周朴园恪守传统的封建伦理，曾经的秩序受害者演变成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从这一秩序的捍卫来看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 1. 秩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为社会各行为主体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既规范着社会中人的行为，有对社会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秩序不仅是社会得以安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家庭行为的准则。中国自古就将治家和治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礼记·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者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注定家庭也就成为秩序践行的最基本单位。 婚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就得以确立，但中国封建社会对夫妻关系有严格的条件认定。首先是身份的认定。伦理秩序排除了父母与子女辈的婚姻关系，以及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这种规定显然具有时代进步性。其次是过程的认定。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南山》中就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记述，婚姻的决定权在父母等长辈的手中，《清律》甚至明文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2] 最后是责任的认定。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关心、照顾、患难与共，做到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当决定形成夫妻时，这种社会规定性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得以认可。 2.《雷雨》中的周朴园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自私、虚伪、残暴的资产阶级代表，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过分附着的社会意义让曹禺诚惶诚恐，他申辩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3]对周朴园这一形象的理解可以从他的语言去理解，他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4]在他看来秩序是家庭圆满的必要前提，可见“秩序”是周朴园思想的标准，也是读者准确把握周朴园的出发点。 对于秩序，周朴园有过痛苦的接受过程。他与侍萍的感情因没有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则而被迫放弃，他也是秩序的受害者。但他对侍萍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忘记：记着侍萍的生日；给大儿子起名叫萍以表示对侍萍的纪念；到处打听侍萍的坟墓在哪里；家道富实却始终舍不得丢弃三十年前的旧衬衣；把侍萍喜欢的家具一直带在身边，从南方带到北方并按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亲手摆放；即使是在夏天，仍保留着侍萍受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甚至三十年后他仍然还熟悉侍萍关窗户的动作……周朴园说：“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5]可见周朴园并不是在年老孤独时才回忆起旧日的爱情。他早年留学德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四凤也说：“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6]其实侍萍来到周公馆完全可以避开周朴园，但他是要试探周朴园的反应，正因为同样不能忘怀的情感她才痛心疾首地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7]而事实是，同侍萍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鲁贵也没有从照片中认出当年的侍萍，因此说，对周朴园的指责是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