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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滕固现代美术考古学写作的思维方式 　　摘要:滕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和美术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的开山者之一,他倡导的美术考古研究理论方法以及写作方式,对美术考古学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之后的美术考古工作者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以《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为例,从图象学与风格学的结合运用、“内向观”与“外向观”的研究方法、蒙德柳斯类型学方法的运用来分析论证滕固所开创的现代美术考古学写作思维与写作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对现阶段中国美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滕固 风格学 类型学 现代写作方式 　　 　　滕固对中国美术考古学学科品质的塑造具有发轫之功。在其美术史研究的后期始终致力于美术考古和美术史的研究。第一次引入西方“风格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其“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观开中国现代美术考古学之先河。在同时代众多的美术史家中,滕固的特色是鲜明的,在中国现代美术考古学科的写作模式和思维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现代考古事业才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有关于考古学科的各种文献资料大多被收录在历代所编的画史之中。然而,这些传统资料著述往往结合着绘画的品评、画家传略和作品著录,仅限于文献考据与转抄整理。如此一来,就过于强调社会功能,依据统治阶级审美的标准为准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著录史料孤立零散,相互间没有联系,写作方式上也没有系统性。 　　但20世纪初中国美术考古学科研究的先行者滕固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它正如薛永年在《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中总结的:不再以作者为本位,而是以作品为本位;不再较多地依赖文献资料,而是大力开掘并使用考古资料;不再写宏观的通史或断代史,而是专意于有考古遗迹可资利用的早期绘画专题。滕固首先提出了“那些不会说话的遗物和遗迹除了艺术性之外,也同时具有丰富的观念性”的论断,如他自己所言:“实证论也好,观念论也好,其唯一条件,必须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里抽引结论,庶为正当。”所以他在新观念指导下的写作,开辟出了对各类艺术史遗存和史料进行深入了解的可能性空间,即“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 　　20世纪三十年代末,滕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考古勘察和古迹保护工作,尤其集中于两汉和南北朝时期,撰述了不少考古研究文字。在此就以1935年成文的《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为例,对其写作方式方法进行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按照六朝陵墓石迹的性质将其分为神道石柱、石兽、碑饰三部分来阐释。关于神道石柱,又综合了各种遗物,分石柱本身、柱头、柱基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石柱中的瓜棱柱式属于中国固有之物,柱子的直棱纹则是受到埃及、希腊、波斯多利亚柱式的影响;柱头的形式、莲花纹的纹样与印度阿育王石柱有关;柱基分两层,上层为一双有翼的蛤蟆对口,疑为安定稳固之义,下层为一方石,即所谓“柱基角石”。 　　石兽分麒麟和辟邪,其中麒麟分为身、首、翼三部分,仔细考察其造型与装饰,可以定年代,找出与前代和后代同类作品的关系和风格发展的规律。 　　碑饰残存最少,分碑首、碑侧、龟蚨三部分。碑首形质似属南方流行的简朴形式,碑侧分为八格,盛行于南北朝,龟蚨刻一大龟,风格简朴有力。 　　通过对六朝陵墓石迹的逐一分析,滕固在文末又着重阐明了它在美术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六朝陵墓石迹述略》是滕固美术考古的文章中特色较为鲜明的一篇,因此我们多少可以从中窥探到滕固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模式。 　　首先,图像学与风格学结合运用的思维模式。滕固在德国留学期间,正是瓦尔堡图像学方法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20世纪初的西方学界,图像学方法和主张“美术史实际上是一部风格史”的风格学方法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途径。但滕固敏锐地意识到两者的互补性,将它们一起运用到自己的美术考古学研究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尽管没有提到“图像”一词,论述中却已经将图像学方法和风格学方法结合起来了,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其次,“内向观”与“外向观”的研究方法。滕固充分考虑了石迹的风格、题材与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由内及外、由果至因。文中特别指出了研究汉唐之间的南朝石刻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石物上附属的浮雕也很宝贵……倘使我们有兴致,还可以把它们和汉代的画像石作比较研究,用以明了浮雕的发展情形,也可以从这些浮雕里玩味当时绘画上动物和鬼怪的风格。”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滕固不仅明确地以点、线、面逐渐扩展的方式,来实现扩张艺术史研究内容和范围的认知程序,更在具体的研究中体现出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宽阔学术视野,并且论证十分严谨。 　　最后,注重蒙德柳斯类型学思维的运用,使论述依分类而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以便于进行风格比较和追溯。他的类型比较,并未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的学术范围之内,文章的分析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