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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镣铐”的想象叙事 　　摘要：《红岩》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时刻在用政治意识形态去规束着自己，以满足政治宣传与再现英雄传奇故事的双重要求的需要。这种带着“镣铐”的想象叙事将“红岩”故事的表述与文本所要展现的英雄们的“英雄气质”结合了起来，再现了“红岩时代”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红岩；想象叙事；再现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33-01 　　 　　7《红岩》的故事描写的是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地下工作者，为保卫山城重庆迎接黎明而进行的一场严酷复杂的狱中战争。小说自出版之日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重印了多次，重印册数达四百万册。“到八十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说。”①《红岩》不论是从小说的历史题材选择到要求叙述故事需要反映积极的革命精神情操，还是从感情基调的不断设定调整到鲜明的政治宣传目的，《红岩》无不浸染着“集体创作”这样一种于特殊年代里形成的具有特殊文学创作心理机制的创作方法。虽然《红岩》的创作具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束，但文本中仍然流露有作者本身对于历史的想象叙述，这种想象叙述的存在既和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有关联，又与作者身处当时社会中对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束性的自我理解有关。 　　作为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罗广斌在出狱后向上级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报告。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看做《红岩》故事的“第一次叙述”②。1956年底，三位作者又合作完成了近10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后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红岩》的整个成书过程看，这可看作是关于“红岩”故事的“第二次讲述”③。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的重视并鼓励作者“大胆地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个题材”。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派人到重庆与作者接触，商议创作事宜。这样,小说《红岩》的创作正式提上了日程。及至1961年版《红岩》的问世，这部小说的成书历时近十年，四易其稿，由事件亲历者对其报告底稿、革命回忆录反复修改而成。 　　除去当时的象《红岩》故事中的这些亲历者的近距离的对于历史的真实见证以外，对于“普通的”人民大众来说，这种过往的历史情景只能通过一种基于个人的体认方式来完成对历史的深切观照。针对外界关于《红岩》二稿的质疑促使了创作者的反思，也受到了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在了解和掌握了以上的这些意见和评论后，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让罗广斌、杨益言“脱产”专门修改小说，接着，重庆市文联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为小说的写作“献计献策”。1960年6月罗广斌、杨益言来到北京，参观了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各种“历史文物”，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在40年代末的电报、批示、文件等，于1961年2月完成了小说的第三稿。这一稿的修改成为了小说《红岩》成败的关键所在，作家在对基本史实的准确把握的前提下，通过对历史的想象性表述解决了在历史再现与文学性不足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即使在创作主体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的并且是必须遵照的前提要求，在具体的从史实到小说的转化中，从简单的创作素材到一部完整的能表达鲜明的富有文学性的小说作品，不可避免地掺杂有创作主体的主体意识的参与其中，单纯的对历史事件的表述难以满足受众的需要，更不能达到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第三稿以前的几个文本的显示的一些不足正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红岩精神的承载者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江姐、许云峰，而他们的形象塑造中同样具有这样的想象性因素。作品中的江姐成功塑造对整个“红岩”故事的再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江姐、许云峰现实原型其实都是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而在小说中的出现的形象明显的是经过作者想象加工最后才得以完成的，作者为两位主要人物的身份设定里注入工人阶级身份的元素，借以表现革命时期中的工人阶级领导性的突出，在通过从成岗党的角度介绍许云峰的文字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而小说中狱友们谈到“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时，同样也就强调了江姐受苦受难的童年经历与阶级出身，“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这使她最后本能地要走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带有“镣铐式的想象方式”在故事叙述中有着很多的痕迹，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时时刻都在用政治意识形态去规束着自己，以满足政治宣传与再现英雄传奇故事的创作总体要求的需要。带着“镣铐”的想象叙事恰如其分地将“红岩”故事的表述与文本所要展现的英雄们的“英雄气质”结合了起来，并再现了“红岩时代”的历史面貌。 　　 　　注释： 　　①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