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防治 - 长荣大学数位学习平台.ppt

自殺防治 組員：張博翰、戴宏宇、程立純、 魏榮寬、洪一勝 自殺原因與防治策略 前言 許多研究顯示精神疾病為自殺行為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憂鬱症為最重要的因素。 在台灣，自殺現象自1997年起已連續八年名列本國十大死因第九位。 青少年(15~24 歲)的主要死亡原因排名中，自殺名列第二；老年人(65 歲以上)的自殺率則為一般人口平均值的二至三倍。 自殺的原因 生物 酒癮、煙癮、物質濫用、血清素過低 心理 憂鬱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失落事件的發生、無望感 社會 失業率的增高、一等親內有自殺行為的發生、鰥寡孤獨、年齡 文化 鄭氏(Cheng，1995)以台灣東部漢民族與兩個原住民族經過自殺死亡者個案對照，並以生活史進行研究，憂鬱和物質濫用為主因，且危險因子與具有自殺企圖及家族史有自殺和憂鬱相關，無論東、西方文化自殺前精神疾病是相同的 自殺有生物、心理、社會與文化之成因與背景 精神疾病合併物質濫用 失業率的提高 自殺者常見之特質為：男性、年齡老、單身、獨居(為對照組之六倍)，曾有自殺行為者(為對照組之七倍)。 無望感(hopelessness)是對未來之負面期望，在憂鬱症個案中，為導致自殺的重要因素。 自殺的原因 失落事件(lossevent) 一等親有自殺行為 重鬱症發作 情緒不穩定型人格 自殺者具有高比例之人格障礙(46.7-76.7%) 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 (26.7-56.7%) 自殺的高危險群 年齡:大部份發生在老年人，他們常有潛在器質性疾病及缺乏社會支持，且易合併憂鬱症。 性別:男性自殺率大於女性 精神疾病:憂鬱症、其他精神疾病 多數研究都證實先前之自殺企圖為自殺死亡的重要預測因子(Motto, 1965; Hawton, 1987;Diekstra, 1993; Wexler et al, 1978; Weissman,1974)，曾自殺者在往後一年內之自殺成功率為1%，是一般人口群的100倍(Kessell McCulloch, 1966; Buglass Horton, 1974)。 劉氏(Liu et al, 1996)精神科住院中有自殺行為者佔總住院者之0.91%，而2/3者具有憂鬱或精神分裂症的診斷。 自殺的危險因子 胡氏等(Hwu etal, 1990)曾針對精神分裂病之自殺死亡者進行個案對照研究，結果發現自殺組在過去病史中有較高比率的自殺行為、在自殺前一個月，有明顯精神症狀及憂鬱等。 邱氏(Chiu et al, 2004)針對臺北市709位自殺未遂者進行分析，發現在年齡層與性別之分佈情形上，女性的人數為男性的1.69倍。 鄭氏(Cheng, 2005)發現在精神科病房住院期間，因自殺而身亡者，均符合情感性疾患診斷，且住院時均呈現憂鬱與激動、焦慮情緒，主訴均有自殺意念或行為。 個案平日行為的模式(預測性、衝動程度)、因應壓力的能力及情緒反應強度。 自殺未遂為自殺死亡的重要預測因子 缺乏客觀有效的評估方式 族群間的盛行率差異大且相關因子複雜 自殺意念、自殺計畫、企圖自殺行為(attempted suicide)與自殺死亡間有著不確定的關聯 國內自殺問題相關研究的不足 針對自殺身亡的個案家屬應積極輔導 針對有自殺意念或行為者，則應早期發現轉送治療 早期偵測自殺的高危險群 完整的轉介與防治網絡 防治原則與策略 個案曾有精神疾病史 自殺行為是有計畫的進行 自殺方式的致命性高 缺乏社會支持系統 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進行危機處理，適時轉介自殺個案就醫或接受專業輔導。 積極介入自殺高危險群或未遂的個案 (一)針對有明顯自殺行為者提供合宜之關懷與診治 (二)結合醫療同仁推動憂鬱症共同照護體系 (三)在精神科治療單位實施個案管理，推動憂鬱症、精神分裂症及物質濫用個案診治之品質促進計劃 (四)強化政府及民間現有之校園及社區心理衛生、精神醫療與一般醫療之網絡與功能 (五)共同照護(collaborative care)模式 針對高危險群推動 全民參與 結合研究與實務 因時因地制宜 跨部會合作 定期評估成效 積極推動自殺相關研究 自殺防護基本原則 全面性策略 教導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正確觀念，並促進心理健康，加強心理與家庭諮詢和監測自殺相關資訊，改善心理疾病的污名化。 選擇性策略 對於憂鬱症及其他物質濫用的防治，並且對於學校護理人員及專業相關人員與一般群眾的精神醫學教育再認識，針對高風險群進行篩檢與轉介。 指標性策略 強化偏遠地去的就醫，建立病患良好的管理制度，並且定期追蹤輔導。 自殺防護三個層面 一. 全面性策略 導正媒體報導 減少致命性自殺方法的可得性 去除精神疾病與自殺的污名效應 促進社會大眾心理健康 加強心理與家庭諮詢 監測自殺相關資訊 自殺防護三個層面 二. 選擇性策略 加強憂鬱症、酒癮與物質濫用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