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乞讨救助.doc

在被访者中,因贫困、残疾、家庭矛盾致乞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个别自诉是被骗、失业等原 176 奈乞讨的。乞讨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五种:①成年人带领乞讨。由成年人(一般自称为父母、 祖父母等亲人)带领未成年人进行乞讨,这些成年人主要是远距离控制未成年人乞讨,或者老 人、残疾人与未成年人组合起来以示弱为形式进行乞讨。②示残、示疾式。通过展示未成年人的 伤残或疾病博得行人怜悯与施舍,当然有个别残疾未成年人有成年人伴随。③捡垃圾。此类未成 年人主要通过四处捡垃圾维持生计,成为长期的流浪者,所占的比例也较大。④卖花。主要以江 西小女孩为主,这些为数不少的卖花童在夜晚人群较集中或情侣较多的地方,以5至10元一枝 花的价格,通过纠缠、抱腿、下跪等形式乞求路人买花。⑤特殊缘由式。他们通过种种借口,多 以“告地状”或哭诉被骗、被偷、被抢、父母离异小孩抚养难等形式来吸引市民注意乞讨钱财。 二、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特点分析 (一)被操控性及团体化乞讨现象突出 在调查中发现,未成年人乞讨行为有较突出的被操控性。而操控行为主体往往是成年人,包 括其亲人、老乡、陌生人等,通常以幕后操控或者带领乞讨为主要形式来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的 乞讨。依据操控主体与未成年人的关系及乞讨方式的不同,笔者将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亲 人为主,带领或近距离控制未成年人以示弱方式为主要手段进行乞讨。他们三五成群,儿童以乞 讨学费、生活费等各种原因向路人乞讨。第二类,成年人借助未成年人的生理弱势,以收养、领 养、租、捡、买、诱骗等方式获得婴儿、病童、残疾儿童等,并以其为工具进行乞讨。此类操控 主体与未成年人大多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借用未成年人的病、残等弱势示人,以获取市民的同情 和施舍,乞讨所得基本为操控者所占有,病、残童挣扎于生命的边缘,健康情况令人担忧。如调 查中多处出现在东莞、揭阳、深圳老年人带未满周岁婴儿乞讨团伙、广州残疾成人带病童长期乞 讨等个案均有明显的被操控性、工具性特点。第三类,成人通过哄骗、威逼利诱等方式控制未成 年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把他们组织起来,经过培训,操纵行乞从中获利。在调查中广州、 东莞、佛山、珠海均有被操控的卖花团伙、卖艺团伙,尤其是卖花团伙人数较多。操控卖花童的 有些是亲人,但大多是老乡或陌生人,他们组织卖花童以抱脚、纠缠情侣、下跪乞求等方式强卖 获得高利,并用体罚、挨饿等形式虐待未达到收入要求的卖花童。佛山一卖花童就因晚上9: 30 前未完成任务在街上下跪并放声痛哭,不敢回家;东莞的卖花童反映,由其“母亲”组织三姐 妹卖花,但姐妹们都是不认识的,且经常被其“妈妈”打骂。另外,佛山有一个成人专车接送 的未成年人乞讨团伙,中山汽车站附近有一个数人组成的未成年人乞讨团伙;深圳被操纵的乞讨 团伙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哭诉被骗、被偷向路人讨车费、餐费为形式的乞讨团伙。 (二)职业化、半职业化倾向明显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流浪乞讨人员的成分变得复杂化和职业化, 这一点也影响到未成年人乞讨群体性质的改变。一方面,由上述所及,未成年人乞讨者的被操控 性,通过成人有计划的组织、培训、监控等手段强化了未成年人乞讨行为的职业化或半职业化走 向,不管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原因进行乞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获得钱财。另一方面,一年 以上未成年乞讨者主要是失学的伤残者、患病者及因贫困辍学者,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家庭关爱 缺失,社会援助力量脆弱,加上政府保障制度的落后和救助制度的自愿性、临时性特点,致使这 些特殊的未成年人过早地步入社会,颠沛流离于陌生的城市,长期以乞讨或捡垃圾的生存方式维 持生命,他们自然成了职业化、半职业化的乞讨者。 177 (三)低龄化与低学历状况严重 调查结果显示, 14岁以下的未成年乞讨人员占了调查对象的八成多,反映未成年乞讨者低 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乞讨的低龄化现象,使儿童在身心发育的黄金时期因流浪与乞讨沾染各种不 良习气,形成极强的与他人、与社会对立的反差心理,对少年儿童健康身心发展和良好行为习惯 的形成产生极大的障碍。更严重的是,现时我国社会救助力量介入的滞后性和低效性,低龄化流 浪乞讨的现象将会过早地给社会埋下难以改变的阶层对立与危机,极大地增强了城市管理与社会 和谐的难度。低龄化与低学历状况在未成年流浪乞讨者中居多,在被调查的106人中,未入学或 非适龄童占24·54%,而其中达到入学年龄又未读书的人数占近一半,晚入学成为了流浪乞讨儿 童的特点之一。 (四)乞讨收益与个人受益极度失衡 当未成年乞讨者被问及收入状况时,大多不愿说或不敢说,个别没有成人在附近监控的就说 十几元至几十元。据我们观察,未成年乞讨者一般每天都能乞讨到几十元,尤其是卖花童,他们 每晚到人流量较大的广场、夜市卖花,一般都有几十元至一百元收入。按我们观察粗略估算,未 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