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1900—1994).docVIP

吴印咸（1900—1994）　　原名吴荫诚，江苏省沭阳县人。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绍矩是清末秀才，毕生以教书为业，育有五子，吴印咸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庭无力供给五人同时升学，吴印咸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第四工厂，结业后留厂从事织毯提花设计，同时在厂内教美术。1919年考入由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正规的绘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摄影，并产生浓厚兴趣。他压缩生活费，挤出三块银元，在旧货店里买到一架勃朗尼方匣式旧相机，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说：“从旧货店里买了相机，又买了过期胶卷、相纸，就在宿舍床铺底下的‘暗室’里，我开辟了第二战场。” 1922年，他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家乡，在沭阳中学和师范担任美术老师，美术摄影互为补充互相促进。1923年他在沭阳承辉门（东城门）拍摄了《晓市》等作品，1923年10月他又去连云港的云台山拍摄风光古迹文物照片35幅，他父亲撰文，他三弟篆写“苍梧片影”书名，父子合作完成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1925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发行。　　1928年他到上海艺海布景公司任布景师。1930年在上海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对人像摄影进行专门研究。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照相馆被毁，经美专同学许幸之介绍，他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充当布景师。从此他又开始接触电影。 1935年他和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夏衍同志看后找到了许幸之，建议他们二人转到电通影片公司去拍摄田汉编写的《风云儿女》。他说：“尽管我还没有参加‘左联’，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但我感到拍摄抗日题材的片子是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欣然接受了。”许幸之担任导演，他担任摄影，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拍摄电影。1935年5月公映，轰动了全上海，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当时广泛传唱、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爱国歌曲。　　接着他又拍了由袁牧之编导的讽刺旧中国黑暗的喜剧片《都市风光》。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公映，激怒了反动当局，查封了电通公司。1936年他们又在明星二厂拍摄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革命历史片《生死同心》和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再一次轰动了上海影坛。他的电影摄影技巧也趋成熟。五十年后，当《马路天使》随中国电影回顾展在意大利放映时，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异地发现，在《马路天使》中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要早得多。可见三十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　　他在钻研电影摄影同时，并未放松摄影创作，1934年加入上海“黑白影社》，在社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还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过荣誉奖牌。他当年的作品还有《饥寒交迫》（1924）、《过别墅有感》（1925）、《涡水茫茫》（1926）、《纤夫》（1928）、《负重》（1932）、《难兄难弟》（1933）、《呐喊》（1935）、《乞斋果腹》（1937）、《暴风雨来了》（1937）等。《呐喊》是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继“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日军又进攻上海。空中、海上、陆地炮火纷飞，难民扶老携幼纷纷逃亡，青年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慷慨激昂。刚从山西回到上海的他，与许幸之再次合作，拍摄《中国万岁》大型纪录片。二人冒着炮弹横飞的危险，把摄影机架在高楼顶上，拍摄苏州河北岸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镜头，拍摄日军狂轰滥炸残杀中国人民的惨景，拍摄军民同心同德奋起抵抗的壮烈情景，以及人民大众救助伤员的镜头。《中国万岁》拍好后，二人携带至香港，联系发行宣传抗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检察官以“宣传共产”罪名，将《中国万岁》销毁了，致使这一宝贵资料没能留下一个镜头。　　不久，他应袁牧之邀请从香港赶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与袁牧之一起提出想去华北拍摄八路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纪录片的设想。周恩来非常重视。　　世界著名电影大师、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英勇抗战的大型纪实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会战后，拟赴华北拍摄八路军抗战的镜头，被国民党当局拒绝，由西安回到武汉，当他知道延安正在准备自己拍片时，遂将他的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两千余英尺电影负片送给八路军。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周密研究安排，决定派吴印咸前去接受这批器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印咸乘着周恩来的汽车到汉口郊外的一个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他，迫于当时的危险环境，无法用言语交谈，他们只好用力地紧紧握手。二十年后他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 他与袁牧之二人携带伊文思赠送的和从香港新买的电影机、胶片等器材，于1938年9月到达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团长，袁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队长。毛泽东主席还接见并请他们吃饭，接见时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