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和爱给吾师吾友-姜丰.docVIP

祝福和爱给吾师吾友 文·姜丰 十一年以后，我看那些照片的感觉是：我们那时候都好年轻啊，穿着为去新加坡参加辩论赛置办的新衣服——在上海有名的培罗蒙量身定做的西服，当时就要一千多元一套，对我们每个队员来说，都是最贵的衣服，脸上有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的高兴劲儿。当然还有皮鞋，男生的皮鞋一律是黑色的，我的比较特殊，是深紫红色的。套装是藏青色。不知道为什么皮鞋选了这么个颜色，如今我绝对不可能把这样的搭配穿到街上，但那时候心里很美。我们身后是复旦的花草，充满了青春和校园的气息。 张蔼珠老师和俞吾金老师我有多年未见了，每次去上海都是行色匆匆，偶尔停留时间比较从容，又会逢上张老师或者俞老师外出，就这样一再地错过。可无论如何，什么原因，看着照片上亲切、儒雅、慈爱的老师，心下还是会有愧意：这么久、这么久没有捎去一点问候……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每每提到、想到什么人，那么多真实的牵挂和想念，但是你就是什么也没做，连个电话都没打，然后这个电话越发拖着——太久没有联系，一个电话成了一件大事，没有一个由头，好像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而那一份积累起来的惭愧和内疚更是派生出一种情怯。 凡是关心我是不是辩论的那个叫姜丰的人，在确定了我是以后的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他们呢？”昌建有时还被单独问到，昌建的名字也是被记住和提到最多的，因为他当年得了最佳辩手嘛。总有人以为我是最佳辩手，我也每每正名：整个比赛只有一个个人奖项，就是这个“最佳辩手”奖，不像选美，除了冠军、亚军、季军，还有“最上镜小姐”奖、“最有人缘小姐”奖、“最有气质小姐”奖什么的；而且“最佳辩手”奖只有一个人获此殊荣，就是蒋昌建。我是一辩手，就是本队第一个发言陈辞的辩手，一辩并不是第一辩手，更不是最佳辩手。昌建拿了博士学位留守复旦，现在是国政系副教授。当年辩论刚回来，我们常被问及个人的理想志向等，昌建便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而且他说这话的口气有点老气横秋的。季翔、严嘉，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俩都要做律师——他们都是法律系高材生；学新闻的小兰要当记者；张谦的理想我忘了；我自己说过要做什么，我也忘了。我说的机会也不多，因为我是辩论赛以后第一个毕业的，从新加坡回来不久，就定了去中央电视台。理想多半是拿来展望未来的，是特别学生的一个话题。 无论如何，我们大家十年前的理想好像都实现了。昌建果然在“做一名教师”，而且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复旦；季翔果然当了律师，在北京做拿美元的美国律师，薪水是让我艳羡的水准；严嘉则是在香港的一家法律顾问公司做高层管理；小兰果然在东方电视台当了记者，且是沪上“名记”；理想不明（仅是对我而言）的张谦还在耶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曾有一度辩论队的所有男生都齐聚耶鲁。我后来到剑桥念书，多少也受了这么一点影响。每次和我的队友相聚，除了感情上的交流，总还有种激励人向上的作用。我的队友都非常优秀，使得我也上进起来。 去年，复旦出版社出《狮城舌战》十周年珍藏本，昌建写了一篇《关于这十年》，以连串的问题为文章做结： 在剑桥读书的是个女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她什么时候成家？ 在耶鲁读书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回国？ 在电视台的是个女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她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中国的丹·拉瑟？ 在公司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能在当地买房子？ 在律师事务所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能够摸着客户的头，慈祥和坚定地说，你想让我拿什么拯救你？ 昌建的文笔，还有当年辩论做四辩总结陈辞之遗风，让人联想起他那经典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注定要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句朦胧诗本来很有名，被昌建在人性善恶之辨引用后，比原来还要有名。昌建平时松松垮垮，但他一上场就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都是我们的教头王沪宁、俞吾金慧眼识珠，当初我们都没看出昌建有这潜力。昌建的表达太好了，以至于我看书看到这段，脑子里全是昌建低沉浑厚的声音将这排比像辩论一样不紧不慢地问出来的滑稽情景，挥之不去。他这问题也如其人，深沉的和浅易的、朴素的和矫情的、浪漫的和世俗的，都浑然天成。此刻我能准确无误地回答的问题只有第一个，答案是下个月。 这本书，也使我们这些各奔东西的当年的队友又得以小聚。我的最大发现就是大家都没变，虽然季翔、严嘉胖了，昌建长白头发了，我出眼袋了，小兰有成熟的韵味了。也有一种可能是，大家都变了，但故人相聚，大家又回复了十年前的少年秉性。 呵呵，捧着刚出版的《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和十年前的《狮城舌战》，我最爱看的是张谦的文章，因为故事最多，写得又机智有趣，他那种不屑掩饰的爱怨情仇都跃然纸上，真真切切；就连谦（我们队友都这样叫他）写的简洁的“大事记”都有声有色，幽默都是沉得住气的，像一个讲段子的高手。比如，6月9日，辩论队集体食物中毒，膳食科领导来探视，送来慰问品，谦称之为“略有所得”；6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