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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厢记》崔莺莺人物的社会意义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在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典范性的作品。正是由于《西厢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因而在我国文学和戏剧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剧作通过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热情歌颂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并进而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可以说,《西厢记》是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篇宣战书。它所表达的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对于美好生活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与它那旖旎雅致,警策动人的词句一起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封建社会的婚姻讲的是门当户对,看重的是家世、权势和财产。作为子女,不管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都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在这样沉闷和痛苦的历史背景下,严酷高压手段窒息着一切美好感情的时代中,崔莺莺的反叛性格被勾勒的愈发清晰明显。
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是必然的。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例如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法管束女儿是一回事。她对女儿实行严格管教,既是出于封建社会对女孩子的普遍要求,也是出于对相国门第和家声的特殊维护。但是,莺莺毕竟是个有思想,有文化教养的青年女性,对生活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基于这—点,所以作者安排她首次出场,手法就比较特别。她紧接老夫人之后,一开始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
[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种“闲愁”正是青年女子爱情萌生时的惆怅,也是她后来背叛封建婚姻的内在动因。而这种情绪流露的本身就是对封建教条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一步步的深化,最终成为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和冲击。
一 追求爱情
“赖婚”是情节上的突然大转折,是促使人物性格向前发展的关键情节,是全剧高潮所在。封建与反封建的正面冲突,使人物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红娘态度的变化。在此之前,她虽然同情小姐,但还不能不负起“行监坐守”的职责,“赖婚”后她深恨老夫人背信弃义,激于义愤,她转而同情莺,张的不幸,自动地变“行监坐守”为引线搭桥。一反老夫人之道,穿梭似地为二人出谋划策,传书递简。莺莺和张生自“赖婚”后,在红娘的帮助下,打掉了谋求合法婚姻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莺莺的变化:张生听从红娘意见,用琴声自通款曲,打动莺莺。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封建教条逐渐被莺莺冲破,有了之后的“闹简”,“听琴”,有了反复多变的性格描写,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追求,但在自己要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举步维艰,这些都使莺莺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这与其说是反映了崔莺莺性格的犹疑,软弱,毋宁说是反映他的反封建道路的曲折,艰难,从而见出封建礼教对女性迫害的深重。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物定位,莺莺的反抗就更显得困难重重,这个斗争就更显得伟大感人。
二 轻视功名
崔莺莺轻视功名,重视情感的性格侧面在十里长亭送别时体现出来:
张生,此一行的官不得官,疾便会来。
[幺篇] 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二煞] 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这里,莺莺的态度非常明朗:她是重别离而轻功名。“得官不得官”,以及是否“状元及第”和“金榜无名”,这对她来说都是次要的,俗话说的“夫荣妻贵”她也反其意而用之;她想到的只是相思苦、别离情,她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这就是说,在她心目里,功名利禄只不过是“蜗角”“蝇头”而已。
在张生得官的消息传来,她也未稍减愁闷,而是让琴童带去这样一个口信:
[浪里来煞] 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晦教夫婿觅封侯”!
这样一个轻视功名的崔莺莺的形象,在对待诸如爱情、母亲和功名等问题的态度上,都表现了强烈、但又符合人物性格的叛逆精神。
莺莺形象的社会意义,在“送别”一折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典型。王实甫在这里抒写的不是一般的离愁别恨,也不仅限于抒写莺莺一己的离愁别恨,他写的实际是封建社会遭受礼教迫害的青年女性们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命运——终于要与有情人分手的生寓之愁,诀别之恨。在鸯莺的悲剧形象中,包含着时代韵,社会的共同因素,她是封—建社会处于较上层的知识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有一定的文艺修养,象郑恒那样的纨绔子弟当然不可能满足她们精神上的需求。因此“佳人合配才子’不仅是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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