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建构和谐社会的难题.doc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建构和谐社会的难题[摘要] 现代社会学试图通过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和制度化实现和谐社会的追求,并为实现这个追求建立了许多理论学说和社会重建方案。但是,现代社会学不够重视社会生活的感性基础,忽视社会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感性前提与根据,以致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些方案流于逻辑形式。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理性化与感性存在的矛盾十分复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广泛存在,应当认真吸取现代社会学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得失,有效地处理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化解建构和谐社会的深层难题。 [关键词]理性化;制度化;感性存在 和谐社会是社会学的基本追求,社会学在其历史中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和谐社会建构方案。然而,无论这些建构方案的展开形式和具体内容有何不同,实质不过是试图通过社会理性化而排除各种有碍社会生活协调运行的障碍,进而保障社会平稳有序地发展。社会理性化是在感性的社会存在中进行的,社会生活中的感性因素无法避免地制约着社会理性化过程。大部分社会学家都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理性化的效力,未能深入探索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而这正是建构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难题。一、理性期待中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社会不和谐的否定概念,或者说是针对社会生活不和谐而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这种社会理想状态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得到了现代社会学持久不懈的热烈追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代社会学诞生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正是那些在社会转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使社会学获得了长久的发展机遇与前进动力。面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社会动荡,孔德提出社会学的理论追求和实践目标是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并且认为只有用实证的新理性去教化社会成员,才能克服社会混乱、重建社会的和谐秩序。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韦伯的合法性权威和科层制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系统理论、默顿的中层理论等等,都不过是根据理性主义原则,针对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为寻求社会和谐而建构的理论学说或社会理性化方案。 现代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们都自称是理性主义者,并且把自己的理论探索看成是使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神圣事业。迪尔凯姆说:“我唯一能够接受的称号是理性主义者。实际上,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关系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的我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1](P3-4)这段表述可以表达绝大部分现代社会学家①的理论追求和理论特征:即用科学的理性主义去认识社会,并推进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把自己的社会学追求定位在实现社会行为、社会权威和社会制度的理性化。 迪尔凯姆、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社会理性化追求,沿袭了自柏拉图开始的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在欧洲理性主义的中,尽管其内部也有分歧,但是有一个从未变化的原则:理性可以把握本质、认识普遍,而内在的本质和普遍性是稳定的,只有那些外在的现象和个别性才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用这个原则来看待社会生活,自然就会得出必须借助理性,用本质联系和普遍原则去规定社会行为、改变社会生活,社会才能维持和谐状态和稳定秩序,这就是社会学追求的社会理性化。 社会学的理性化追求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它已经受到了来自现实和理论的严峻挑战。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以无情的事实告诫人们,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追求应当得到深刻反省,并且尼采等一批哲学家已经开始严厉地批判科学理性主义,但是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现代社会学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理性的局限,反而认为只有进一步伸张理性主义原则,推进社会理性化,才能克服秩序紊乱的社会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家开始对理性化追求做出深刻反思,理性主义原则在越来越明确的程度上受到了怀疑。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突破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常人思维方式,还在于它否定了现代社会学对社会理性化的片面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常人方法学是后现代社会学兴起的标志。加芬克尔认为,社会生活是人际交往过程,只有深入人际关系才能对社会生活有明确认识,现代社会学在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把社会生活作为外在对象去看待,其实质是用认识物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人的社会,所以达不到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简言之,加芬克尔否定用科学思维方式研究社会生活,而主张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用符合社会生活本性的常人思维方式来认识社会。 在柏拉图开始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日常生活世界和常人思维方式都是居于理性层面之下、等待理性提升的感性事物。而当加芬克尔主张立足日常生活世界并用常人思维方式开展社会学研究时,这就说明社会学开始转向感性世界、重视感性因素,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