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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的是冷不是热 　　中国出名的外交家，乔冠华算是一个。 　　作家徐迟有一段回忆：“1939年3月，香港出版了一家新报纸，名叫《时事晚报》。创刊时，曾免费送给文化界人士看，我也被列入这份赠阅的名单。它的第一天的社论，就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且竟是非常非常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家报纸。送报后来停止，可我还是从报摊上买了来读，主要是读它的社论。每天一篇，显然出诸同一作者的手笔；每篇都十分警辟，动人心弦，简直是非读不可的文章。到了时候如还没有读，就茶饭无心。这竟是我的一个新的变化的起始点。”这是乔冠华写的，时年26岁。 　　那时，乔冠华演讲，连交易所里的经纪人都去听。他对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分析，之深刻，之深远，之准确，令人惊服不已。后来，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乔冠华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会下穿梭于几十个国家代表之间，会上谈笑风生，应对自如。一张仰头大笑的照片，其风采倾倒了无数中外人士，令国人无限自豪。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与美国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代表团背后的人物就有乔冠华。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站在周恩来身边的有乔冠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的助手中有乔冠华。 　　1971年到1976年，每年的联合国大会，都由乔冠华率团参加。 　　钱钟书学贯中西，是世界公认的学问大家。他知识广博，精通英、法、意、德、西班牙、拉丁等多种文字。他的学术研究著作《管锥编》涉猎古今，贯通中西，涉及6种语言，引证了4000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 　　解放后30多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同学乔冠华和胡乔木、好友费孝通等，对他都崇敬有加，但是钱钟书却不曾主动拜访过他们。深居简出，超然世外，始终躲在喧嚣的尘世之外，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只是到了人家要去世了，他才会去尽尽同学好友的情分。 　　文化大革命时，要他去参加国宴，社会科学学部派人去通知他，他说：“我不去，我很忙。”来人告诉他：“这是江青点名要你去的。”他还是不去。来人说：“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他说：“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 　　一次，英国女王到中国访问，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他也拒绝了：“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有关部门只好对外称钱钟书“病”了。 　　20世纪80年代，钱学升温。作家舒展称他为“文化昆仑”，引起了他的“抗议”。他说：“读书人如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前往讲学，并提供酬金16万美元，交通、食宿费用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前往。钱钟书直率地对校方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这简直也太不客气了。 　　英国一家知名出版社，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词典，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希望以重金购买这部英文大词典，钱钟书坚决不卖。美国好莱坞片商与钱钟书签订了《围城》版权协议，多次邀请钱钟书夫妇，承诺可以随时观光，随便吃住，或者监督影片制作，他都婉言拒绝了。 　　巴黎的《世界报》上刊登文章，力荐钱钟书，认为中国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每天看外文报纸的钱钟书并不领情，他迅速做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列举“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历次误评、错评、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 　　早些时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汉学家马悦然去拜访钱钟书。他尖锐地指责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专家。说实话，你有投票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谁会给奖呢？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样的道理吗？” 　　电视剧《围城》播出后受到关注，普通的中国人才知道有个小说《围城》，有个大学者钱钟书。此时恰逢钱钟书80岁寿辰，电视台为了满足观众要了解钱钟书的愿望，要采访他，他千方百计地逃掉了。电视剧《围城》万余元的稿酬也被他谢绝了。 　　　　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为第一批的36人之一，他也婉拒了。在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他笑道：“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央视著名栏目《东方之子》等数次要采访他，也被拒绝了。 　　电视剧《围城》拍摄前，演员们到他家里，剧组拍了一些实况。他要求一定不要播出。 　　一次，钱钟书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一年的大年初二，一位重量级人物去看他，他只是隔着门缝感谢了人家的新春问候：“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