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理论增权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之中的反思 (2).docVIP

对于赋权理论的反思 1、赋权理论与社会工作其他理论的矛盾与配搭 赋权理论的基本价值及目的，不是力求把案主提升到专业水平，也不是引导案主达致专业人员早先独立描述的目标，而是企图发动与维持和案主及案主群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将会鼓励案主及案主群一步步地为自己界定一个目标，相信他们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在相互之间以及和提供技术与情感支持的专业指导者之间保持互惠性的联系。这种价值取向与社会工作一贯追求的目标基本吻合，而且以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模式亦表现出明显的可行性和建设性。时至今日，在后现代的语境和权力观下，赋权这一概念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赋权理论同样如此。赋权集中关注的是发展案主的能力，而不是寻求压制性社会的直接改变。因此，它可能将促进社会变迁的责任归置于案主身上。而对于案主来说，他们的力量可能得到增强，但依然需要面对巨大的社会障碍。对赋权的实践规定，也没有明确指出该如何处理那些根本缺乏足够能力去主导自己生活的无权势的案主。因此，社工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所有的个案都能达到高度的赋权。必须说明的是，赋权理论也有实用范围的限制。 赋权理论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赋权对象与更大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网络的关系问题。一个已经“赋权”的个体，可能仅仅从他们所在的被压制的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同样被压制个体那里获得权力与资源，去改变自己的弱势状态，而没有从更大、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权力与资源。如果这样，在一个社会或政治资源有限的地方，赋权过程不仅不能将受压迫的无权势者团结起来，还可能导致他们的相互倾轧。 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赋权理论受到诸如系统生态理论、标签理论、行为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批评非议。系统生态理论把人与生活环境看作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元素组成的系统整体，协调、均衡是系统运行与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个体的问题的形成就是由于各个元素之间不能有效配合，系统均衡受到破坏。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帮助恢复各个子系统或元素之间的平衡，使之重新有效配合。这与赋权理论的通过协助案主争取权力、增进权力意识的工作理念是有区别的。就系统理论而言，这种“赋权”取向肯定是不全面的，至少它缺乏对环境的系统分析和重视，更何况，如前所述它还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均衡（无权者之间的倾轧）。标签理论认为许多人的问题来源于周围环境的错误定义和标定，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定是具有问题的人恢复“正常”。可见标签理论比较侧重说明外部社会环境对个人问题的影响，这与赋权理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发展案主的能力，而不是外部环境的改变。行为主义认为，个体面对当前环境的不适当行为是造成其问题的主要原因，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服务对象的不适当行为进行矫正和治疗。赋权理论的关注的则是服务对象的“弱权”、“失权”和“无权”状态，围绕的是案主和案主群体权力的增长和观念的增强。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个体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协助案主推翻现行社会体制、社会结构才能彻底解除其困境。赋权理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它并不主张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只协助服务对象向现存的社会结构争取权利，促使现存的社会结构做出一些有利于服务对象的制度或政策安排。显然，这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当然，由于赋权理论的独特视角和对“助人自助”社工原则的忠实贯彻，也使得它受到广大社会工作者的重视，许多其他流派也或多或少借鉴了赋权理论的理念和方法。例如，激进理论和反歧视理论已经使用赋权去开展它们有关政治行动的逻辑分析。[7]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赋权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无权问题，但在宏观的社会变革未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某种程度也认为赋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介入模式和方法。 反过来说，由于赋权的特点和局限性，客观上也需要它在运用时与其他理论结合。前文提到“赋权困境”的问题。赋权的能力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掌握和控制生活的知识水平、生活技能、抗风险能力密切相关，越是缺乏能力，则越容易陷入弱势；越是弱势则越没有能力为自己主动赋权，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即使个体具备部分的赋权能力，但由于制度、环境、政策的制约以及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也使得大多数成员的主动赋权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外力（包括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推动。就社会工作而言，为保证推动力的发挥，需要结合运用社会工作的其他理论。例如，在个体层面，为纠正弱势群体成员的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让他们重新拥有理性评价自己的能力，需要运用心理分析理论、认知理论等；在人际关系层面，为帮助弱势群体成员摆脱原有狭窄封闭的人际关系网络，将人际交往扩大到层际之间的交流，需要运用系统理论和沟通理论等相关知识；在社会参与层面，为帮助或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