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研究.doc

(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研究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考察 张平，黎永红 （华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变成独立主体，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关系变成“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把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思辨唯心主义，认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启了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转向的大门，使马克思开始摆脱黑格尔国家观的束缚转而去关注现实的市民社会，使马克思哲学思想开始从政治国家哲学向市民社会经济学的转变。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实现从国家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完成了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提供了政治解放通往人类解放的途径；政治解放通往人类解放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矛盾获得根本解决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对于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召开及其作出的重大决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革命，将掀起当代中国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异化；政治解放；人类解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在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一致，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迫切需要一个健康成熟完善的市民社会来进一步拓展发展的空间，迫切需要市场手段、公民的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公共领域的自由平等原则、现代化的政治法律准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发展诸要素的合力构成不能仅仅依靠市民社会自发刺激下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单一增长，还需要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社会结构框架，使得公民在市民社会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政治权利的要求与行使普遍性国家权力的政治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回顾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思考，借鉴西方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二元架构理论，将会对我国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继承与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视野里，人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正是这一普遍共识激起了哲学家们对人类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市民社会成为探讨的中心问题。康德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市民社会。”[1]8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公民接受宪法法律对自由的规定、限制和保障，这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的伟大理想。康德把市民社会当作政治国家发展的最高形式，即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这凸显出市民社会在政治学意义上的涵义。黑格尔说：“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2]197-198作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而出现的市民社会正是市民实际生活的领地，是各种物质利益需要的经济共同体；而国家则是市民社会的先验基础，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市民社会的本原基础；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成为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表达。这凸显出市民社会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涵义。从后来的历史演绎来看，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更多的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被使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用来表示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以便同表示国家的政治、法律关系的“政治社会”的概念相对应。马克思高度重视黑格尔在探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问题时对市民社会的论述，赞扬道：“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