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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诗词对我的几点启发 一、诗人形象　　读古诗词给我的第一点启发竟然是来自古诗人本身的，这和我们所受的现代主义教育传统背道而驰：以前我们总是冷静地提醒自己，要把诗人和诗分开，诗本身是一个自足的主体，而诗人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为什么古诗词令我迫近诗人本身？首先我想是因为在古诗中有一个强烈的诗人形象在突显着，它参与了诗歌本身，并成为了这首诗之所以能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力量。　　需要廓清的是，诗人形象不是那种故作姿态的为了公众对诗的关注或者为了自我对诗的沉湎而塑造的，一个符号化的波希米亚人或学究式等等的生活形象，它非关实质的人类表现，而是围绕诗歌本身建构的人格表现。形象是立场，而不是姿态。在那些优秀的古代诗歌的字里行间我总是能感受到一个诗人──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灵魂站了出来，向我说话，向我呈现他那个人的整体──他的人格、气质、风骨，这些就是我说的形象。　　而这形象是走在诗之前引领、在诗之中结合并为下一首诗的充沛作着准备的，正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般自由完整地弥漫着。我明白了前人常说的“要写好诗，先作好人”其真正的意义，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教诲，而是指你本身要是一个饱满的、对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有相当充分的自知和自信的人，这里的“好”更多是指“完好”的好，而不是“好坏”的好，因为坏人也能写出好诗，虽然好诗并不追随坏人。在“好人”的基础上，一首好诗自然有一股强大的人格之力贯穿、支撑其中。 在古诗词中显现出独立自为的诗人形象的人太多了，以致好些诗一看就能看到诗人是谁，他的身影明明的在诗中站着──呈现他身影的不是技巧而已，而是个中的真气，且毋宁说，他的技巧就已是他形象的一部分。在现代诗中能说有强烈形象的首推鲁迅、穆旦，当代有多多、海子、柏桦、西川、肖开愚等，当然最完整的是不自觉的成立了自己的诗人形象的海子。反而另一些本应有强烈诗人形象的人，像郭沫若、冯至、何其芳、李金发以及后来的北岛，因其摇摆不定而使形象变得模糊起来了。　　从诗人形象出发，我想到诗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在那些优秀的古诗中，无论诗人当时的境遇有多厄困，他在诗中对其书写的世界总是从容自若的，写作者和被写作者并不存在“被”的关系，两者互不凌越与归属，而是互相统摄、交换彼此。就像李白说的“相看两不厌”的境界，诗人稍加援引、敞开，世界就自然流涌于诗中──其中最从容的当然是山水漫生的陶渊明和奔流回旋的李白，但磅礡坚韧的杜甫又是另一番酣畅的从容。从容来自勇敢，诗人无畏地面对他书写的世界和将要产生的诗，全面端详，然后直取核心。正如柏桦的话“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所呈示，勇敢和形象是互相成就的。　　拋开原本意义，我愿意这样理解那句“发愤以抒情”：此“愤”，可想作上述之勇敢。有了勇敢，方有抒发──方使抒发成为一种直接、从容、气酝深厚的抒发。就好象一个人他本来是在世上艰苦地跋涉着的，但他勇敢地抒情──他边走边唱，面对世界、素材、艺术本身的纷纭骤变，他驻足审视、敞开接纳，然后，他神气地开腔，一个真正的世界就脱颖而出了。　　其实这又关涉庞德所言准确的问题，准确向是诗艺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古诗中又有一番新意义。像柏桦在一篇关于古诗的文章中指出的：好诗应该像许多古诗句一样，是你处在某一情境时，自然就想引用来抒情的诗句。这准确不只是炼句，更是诗人本身的大气驱使的他可以勇敢地去捕捉准确的词语、继而淋漓尽致地代替万物发言的力量。　　李杜的诗，尤其是长诗组诗，无论从结构上还是情绪上来说，都给人一种左右逢源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行走在一个大森林中，且行且停，每一驻足便是一个新的景观在你面前展开──彷佛章台走马，一夜看尽长安花。这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长诗状态，自由开放、强韧不绝，它与西方传统长诗的不同就像《比萨诗章》和《荒原》的不同──如果说庞德早期的意象主义诗歌是对中国诗歌（主要是绝句）的技巧、片断的理解，那么《比萨诗章》则从结构到精神上学习了中国古代长诗（包括散文）。 回到诗人形象的着重问题，我有趣地发现当代诗地理上有两个地方几乎是自然地看顾了形象在诗中互相建立的可能，那就是四川和江浙地带的诗人们，也许是因为他们清秀的山水和清秀的修养。但他们的形象竖立形式偏向弱的一方面，大概就像大历十才子、温庭筠、晏几道那样的建构，而缺乏像李杜那样的统摄能力，尤其是杜甫那种对顽劣的、不可能的题材的处理能力。杜甫不但处理，而且承担──更甚者，他不只是承担，他体现：“他身上体现着一个时代的风物”（黄灿然语）。　　从而想想，在那些伟大诗人面前，当我们想到他们的诗，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是一个整体的“某某的诗”，而非单独的某一首诗。这也是伟大诗人和优秀诗人的不同：说到李白，我们说的就是“李白”，但说到贾岛，我们却完全可以用“僧推月下门”来替代，李白的每一首诗必然的只能出现在李白手上，“僧推月下门”却完全可以出现在另一个诗人手上。一个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