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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想象 张世英 郭红松/绘 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当年竟能在各种轰隆声中静下心来，埋首书丛中？读书与救亡，彷徨与憧憬，苦闷与毅力，激情与冷静交织在一起。 国庆节长假，小儿子晓崧要我同他一起飞重庆，然后租车自驾，旅游川西南边区，我万分高兴。 1941年春，我年届二十，从鄂西山区的湖北联合中学毕业，因大学都是秋季开学，便在重庆上游白沙镇当时的教育部立大学先修班读了半年书。重庆是我准备报考大学的暂居之地，前后在重庆待了共约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一位同窗旧友在重庆大学念书，便靠他的关系，借宿在重庆大学的学生宿舍。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热闹非凡，特别是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批评之声，更令我这个从鄂西穷山沟里来的青年学生耳目一新。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是重庆大学教授，他公然批评、责骂国民党政府领袖蒋介石以及“四大家族”的义愤之词，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我住在重庆大学，更觉精神振奋。他的言词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 我告别重庆已72年，说，一定要去一下重庆大学。小儿子说，已订好了旅馆，当晚就住在沙坪坝。沙坪坝是重庆大学的校址，我喜出望外。次日一早，首先开车到的地点是重庆大学。隔大门不远，就是马寅初的塑像，我肃然起敬，面对塑像，沉思良久，想到了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悲惨遭遇，也想到了他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时受到的批判。我最终想到的是，马寅初是一个敢怒而又敢言的学者和志士，对比那些不敢怒、不敢言，下至逢迎邀宠、随声附和之人，堪称黑夜中的明灯，中华民族的灵魂。抚今追昔，马寅初的形象，已成为遥远的想象。 我在沙坪坝准备考大学的期间，正值日本飞机日日夜夜轰炸重庆。我们同学都躲在重庆嘉陵江边的防空洞里（其实都是原有的山洞改建而成）念书，敌机经常铺天而来，炸弹就落在我们头顶的山巅。有一天，72架日机沿嘉陵江一路肆虐，炸弹把我们洞里的桐油灯全部震灭，黑暗中，洞里一片怒吼声后，接着又响起了琅琅读书声。 这次乘车自沙坪坝沿嘉陵江岸行至朝天门时，我把这段旧事讲给小儿子听，他兴致勃勃，开车到江畔，让我回忆一下当年的情景。尽管现在的洞口都变成了风景点，游人的欢笑声和小商小贩的叫卖声连成一片，但当年敌机的轰鸣声和我们同学的琅琅读书声，还有来自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声音以及新华社与中央社的摩擦声，仍回旋在我耳边。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当年竟能在各种轰隆声中静下心来，埋首书丛中？读书与救亡，彷徨与憧憬，苦闷与毅力，激情与冷静交织在一起。和现在相比，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一般都少有也很难有什么现实的功利追求，多的是理想、向往和幻想。是时代使然，但也有值得我们主观上深思的空间！ 重庆上游泸州市属的叙永县，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分校，1940年的一年级新生曾在这里就读两个学期约七八个月的时间，我的夫人彭兰是叙永分校的学生。我比她晚一年（即1941年）入西南联大，是在昆明校本部念的一年级，我和她大约是在1942年或1943年才初次相识的。我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四川西南边境有个叙永县，详情则一无所知；但由于她在叙永分校念过一年级，叙永便一直是我的向往之地。 小儿子知道我的“心事”，在沙坪坝住了两夜之后，便开车经泸州市到了叙永县城。我在街道上随便问了两个行人，想打听一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旧址，都连说“不知道”、“没听说过”。时已正午，走进一家酒店，准备吃午餐。一进门，看到大厅门口的沙发上坐着四五个客人，我漫不经心地向他们问起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旧址，不料他们中间有两三个人连忙起身，热情告我：“有，有，有这个旧址，就在一家工商银行旁边，您是什么人？我们可以带您去。”相互介绍了几句，才知道其中一位是叙永县宣传部长兼政协副主席何水先生，还有一位是他的兄长，北京某建筑公司经理何平先生。我喜出望外，但因耳聋，便叫小儿子来同他们交谈。他们请我们一起用餐后，开车送我们到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旧址。 原来这旧址是一个大祠堂，叫做“春秋祠”，是清代当地一个大盐商建立的本氏族的宗祠。因时值国庆假日，祠门紧闭。经何水先生与相关人士电话联系之后，我们终于绕道后门，进了祠堂。右侧一座假山，上有亭阁，横额是“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纪念亭”。再前行，正厅中间立一石碑，竖写着“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纪念碑”几个大字。碑旁横立的另一石碑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一大堆人名。我正看着第一排老师的名字，小儿子突然大叫：“爸，看，还有妈的名字哩！”我一看，“彭兰”两个大字赫然竖立在学生名单中的第一位。我又惊又喜，她那身着浅色长旗袍，上身披着红色毛衣，高髻云鬓，宛若古代仕女模样的形象突现在我眼前。这还是我俩在西南联大第一次见面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她离开人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如一梦，屈指堪惊。 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