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国度里的“格”样人生(转).docVIP

古老国度里的“格”样人生 我们中国人和“格”是有着不解之缘的。小时候写字要在方格本上写，玩游戏玩的也是跳格子，长大之后做事被告诫不要出格，升迁荣转要讲资格。但凡事都有两面，对“格”的过于看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才的起用和创新精神的弘扬。 应该说，论资排辈，自古有之。北魏后期，针对官多人少的现状，吏部尚书崔亮制定了“停年格”的选官制度，选人以年劳为制，由唯才是举变为资历取胜。停年格实行后，“沉滞者皆称其能”，但也引起很大非议。吏部郎中薛琡甚至讽刺说：吏部留一个人管官员档案就行了，有空缺时看看谁够年头就可以了，要你吏部尚书做甚？停年格的做法一直陪着北魏走向灭亡。 而最终形成“格式化”却是唐朝的事情。唐初的时候，主管人事的吏部选拔人才只看能力、不看资历，引得英才辈出，读书人都感到很有盼头。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对干部的大胆起用，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盛唐气象。只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才重新看重了用人之“格”，规定不论什么人，一律按年限、资历和考绩升迁。后来虽有反复，但到了五代，还是恢复了“格”的做法，并从宋朝开始延续下去。 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熬年头也便逐渐成为多数平庸之辈晋升到他所不胜任的位置上的一个希望。中国社会也就这样在大多数时间里死气沉沉、慢吞吞地走进了现代世界，直到西方列强打上门来。 崔瑞德在《剑桥隋唐史》中特别指出，“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被任命的人，他们的质量又取决于任命官员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唐乃至清康熙、雍正时期的盛世在很大程度上与合理的用人机制、大胆起用干部有着很大关系。 蔡元培与梁漱溟的故事也发人深省。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不看重学历和资历，只看重能力。当时，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看到后，感觉他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决定破格请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的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如果不是蔡先生的慧眼与胆识，梁漱溟也许就真的要出家当和尚去了。 西方管理学名著《彼得原理》，则深入剖析了横亘古今的人类痼疾——不称职现象。彼得原理的核心内容是，晋升可以发挥人的潜能，但也易使人达到不称职的位置，从而降低“产出”。随着晋升的加剧，不称职者的逐渐累积，机构就会变得臃肿，效率也将变得低下，社会也终将停滞或倒退。所以，盲目地追求晋升，不仅会给个人带来痛苦，引发“不称职综合症”，而且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造成整体的“生存不称职级”。 在这种晋升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少犯错误，这也使得古代中国从来不缺乏养生之道，更使得明哲保身成为从政原则。贤才能士也不得不与岁月较量。由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维护着保守的局面，与众不同的人及其力求变革的主张便常常显得不合时宜、不受欢迎。创新精神遭致系统性压制。 可以说，保守、无原则的宽容和不思进取，在很大程度上是“格式化”这种晋升体制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杰出的人才也有其不胜任的职级，他必须跳过那些不适合他的职级，以尽快到达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位置。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是从最下层一步步熬年头上来的，如果一定要让他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的锐气、灵气可能早就磨逝了，而他个人和国家的机遇也早已错过了。 为此，西方通过文官制度和选举制度来平衡和优化个人的发展。它通过文官制度使适合亦步亦趋发展的人一步步地按制度升迁，并享受良好的退休待遇。而对于有个性、有抱负、不愿意按部就班的人，则给予诸多破格提升的机会。在美国，许多高官都是直接被总统从教授、律师、记者的岗位上选拔出来的。 一个人穿的鞋过大和过小都会很别扭，古老的“格”不仅老化了中国，也夺走了许多个人的舒适与快乐。而若每个人都能满足于自己称职的位置，不一味好高骛远，则不仅自己胜任愉快，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此看来，“不拘一格降人才”实在是有着政治学、管理学和心理学乃至保健学的多重意义。（文：张国庆） 【评论】 论资排辈是许多人认为阻碍人才发展和突破的拦路虎，因为它将每一个人都放到一个格子里，失去了自由和发展。西方的文官制和选举制让个人发展以制度为准，在某种制度上促进了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可以借鉴这种制度，这也是现在我们看到公务员招考的不断公开透明以及选举制的更加完善，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每一个人的相互理解和积极参与，来共同为突破“格”一样的人生，而走向更加自由和美好的人生。——倪卫校 划好格子的人生，循规蹈矩，想要有所突破就太难了。如果科学研究也是如此，那么人类的进步估摸着也只能原地踏步了。换话来讲，也许循规蹈矩的“格”样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让社会有着“安稳”秩序，可是积累到一定情况下，这也就变成了“闭关锁国”，让发展与桎梏变成突出的矛盾，这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