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影民俗化倾向研究.docVIP

新时期电影民俗化倾向研究 刘德濒 引言 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新时期18年电影这样异彩纷呈异常活跃，也没有哪一种创作倾向像民俗化这样备受瞩目又倍遭非难。以1984年拍摄的《黄土地》为发端，经过《青春祭》、《盗马贼》、《鼓楼情话》，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黑骏马》、《日光峡谷》和《悲情布鲁克》，一些被电影理论家们命名为“新民俗电影”的作者及其影片本文成为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重要角色。它们不仅在国际影节的领奖台上频频得手，而且迅速闯入被好莱坞统治的国际市场。在世界影坛上，中国新民俗电影与日本民俗电影共同确立了东方电影的显赫地位。从50年代起，包括黑泽明、衣笠贞之助、稻恒浩、今井正、今村昌平在内的一批日本导演就以浸润着民俗语文化精髓的影片不断强化世界观众对东方电影的印象。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罗生门》（1951年金狮奖）、击鼓祗园祭的《无法无天的阿松一生》（1958年金狮奖）、展现大和民族尚武民风的《武士道残酷物语》（1963年金熊奖）和研讨“弃老”习俗的《楢 山节考》（1983年金棕榈奖）都带有浓重的民俗化创作倾向。这种倾向也影响了中国电影。以《红高梁》为标志，民俗化创作倾向催化了一大批具有东方风范的电影的孵生。中国电影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电影太平洋时代”的曙光。 正因为闯入西方的视野并为之奇怪地接纳，新民俗电影遭到众多普通观众和一些文化学人误解和指责。于是，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便把矛头指向它，得出许多偏执的认识。由于没有把批评的重点放在民俗上，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些认识往往流于一般，没有达到社会批评和人性批评的深度，犹如隔鞭搔痒。 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对民俗化创作倾向做一次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究电影民俗化倾向生成与发展的过程，透视民俗风情在电影中的美学价值和美学功用。 电影作品反映民俗事象是一种普遍的文艺现象。因为社会生活是拍摄的对象，电影是社会生活的再创造。民俗以其历史惯性与现实功效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钟敬文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中指出：“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社会生活从来都是民俗化了的社会生活，人从来就是民俗化的人。民俗在人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尼迪克特甚至说：“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作用。” 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包括思想与行为在内的事象。它依靠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意识，世代相习。民俗有两种形态：一是历史形态。它积淀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相关联，融会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之中。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弗雷泽称之为“原始观念和行为的遗留物”， 认为民俗是体现民族古老文化精神的活化石。另一种是现代形态。它包括传承而来的古老习俗风情，也包括现代生活环境中新近形成的民俗，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任何文艺样式的形成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和滋养。电影虽然是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产物，但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它非但没有拒绝民俗文化的影响，相反，两者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有人说，东方民俗电影是一个创举。其实不然。早在电影的童年，民俗就大量走入摄影机的镜头。卢米埃尔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梅里爱的《女巫》、《爱德华十世加冕礼》等都反映了欧洲的民俗传统。至于首映式、杀青酒等更是古老民俗演变的现代仪式。 为下文的论述方便，在这里引用一份民俗的分类表，用来说明民俗与社会生活的普遍联系： 物质民俗，包括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交易； 社会民俗，包括家族、亲族、村落形式、职业集团、人生仪式、岁时习俗； 口承语言民俗，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民间艺术； 精神民俗，包括巫术、宗教、信仰、禁忌、道德、礼仪、民间游艺。  这四类民俗几乎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摄取民俗生活风貌营造电影是丰富电影思想内容和铸造独特艺术时空的必要手段。它有利于强化社会生活环境的真实表现，使之准确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传递出别具风格地域风采、时代气息和电影的内在底蕴。它也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在一定的民俗文化氛围中的思想共性和性格个性。它还有利于推动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唐弢说：“民族风格的第一个特点是风俗画。” 电影植根于民俗文化的沃土中，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品质和中国样式的优秀作品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就一直有意无意地汲取民俗的养份。例如，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就是以编导郑正秋的家乡潮州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 这种对民俗描绘的热情与注重，在电影史上一直没有间断过。类似于《压岁钱》、《刘三姐》、《雅马哈鱼档》等影片俯拾即是。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