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辨“病”论治.ppt

人生病后，症是病的表现，证是某一阶段病症状的总合，而病是证的总合，只有将人-症-病-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才是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才能正确的辨证识病。只有准确辨识疾病，才能拟定正确的治法方药，治病救人。故准确辨症、辨证、辨病论治，是临证必须具备的功夫。症、证、病各有所指，但又互相交织在一起，在具体治疗中有针对症、针对证、针对病的不同处理，互相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 因此，中医方药的运用就是在对人、病、症、证的认识和把握中展开的，临证之时，必须理清辨证论治是以“人-症-病-证”为核心这一关键要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论治，方可提高临床技能。 我的老师郭子光教授被业界誉为“伤寒达人”，自然深谙仲景辨证论治精髓，临床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完整体系。 历代医家不仅重视辨证，同时也强调辨病。必须明白，在中医学里，许多病逐渐从证中独立出来，本身就是认识深化、学术发展的标志。例如：疟疾、痢疾、肺痨等病，在张仲景以前都是混在证候之中的，唐宋以降，痢疾从下利、疟疾从疟证、肺痨从虚劳中明确地独立出来，就更表明当时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于是治疗上出现寻求特效药的倾向，如用黄连治痢疾、常山治疟疾等，针对性更强了。这就是针对证型病机、疾病病机及疾病主症施治的体现，也是人-症-病-证辨证体系的体现。 无数事实证明，一门学术的发展方向，总是受当时的社会需要所形成的社会导向所制约。今天中医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古代大不一样了，病人与医生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中医诊断的病名和靠四诊为手段的疗效判定。而是要求明确西医病名诊断与客观检查指标。毋庸讳言，中医的病名诊断有的太模糊。例如，中医的“胃脘痛”，实际包括了西医的胆、胃、胰、心等器官的多种疾病，这样的病名诊断，显然不能反映疾病的本质，虽可“异病同治”，但毕竟影响用药的针对性和疗效的提高。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检测方法的飞速发展，西医诊查出的疾病，用中医四诊却出现无病无证可辨的情况，比比皆是。客观需要导致中医学辨病与辨证的内涵不断发展，更加丰富，更具适应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1.1辨“证”论治的核心在于明辨证型病机，同病异治，突出个性 不同的人，患某种相同的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发生或产生的原因不同，受到气候、季节、环境、人的体质、年龄、性别、情志、饮食、劳逸、起居、病程等多种因素影响，使疾病的临床表现十分复杂，涉及五脏六腑、气血津精各不相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证候、病机特点，存在虚、实、寒、热或交相错杂的证型区分，大有迥异。 因此虽为同一疾病，但论治自当根据不同病机个性分别确立不同的治法，分别予以不同的治法、方药，即“同病异治”之旨，又可称为“分型论治”，其实质就是如何分析同一疾病不同证型病机，从而“随证治之”，药随证变。 如仲景治呕吐病，虽同为一个病，分别以小半夏汤、生姜半夏汤、半夏干姜散温中化饮针对饮邪致呕证；用吴茱萸汤、四逆汤温阳补虚针对虚寒呕逆证；半夏泻心汤调和寒热以治中焦寒热错杂导致呕吐；用大黄甘草汤泻下实热消除实热内蕴作呕；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治疗少阳枢机不利致呕等等，其治法、方药大有不同，却殊途同归，皆以治呕收功。 这种同一疾病因病机各异而显现论治“大异”的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突显中医灵活的个性化治疗优势，中医历来重视，临床自当遵从，全无争论。 1．2辨“病”论治，大异小同，彰显共性 1．2．1辨“病”论治初级层次——辨“症”用药 所谓辨“病”论治，现在常被单一的误解为指的是同一疾病有共同的症状表现，施治时可针对性的“对症下药”，或谓之为“辨病用药”，确有道理，用于临床也是有效。因为同一疾病可表现出同样的症状，而中药之中有些药物也确具有针对性消除该症的功效，所谓“专病专药”即是此意。如呕吐的无论证型何异，在治疗中均可佐以止呕之品，如止呕之圣药“生姜”；或如疼痛者，分型论治基础上皆可佐延胡索或白芍止痛；治疟疾常配青蒿等。 若能随证型病机对症用药，又高明一层 在对症用药基础上，如能结合所属证型病机的寒热虚实和药物的归经性味四气等来选择对症的药物，则又是高明一步。 如对于患心绞痛的人，我的老师，全国首届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除了常用延胡索外，如果针对病机属虚寒的证型，常加上炮附子、北细辛散寒止痛；对于阴虚内热之人，常加酸寒的白芍益阴又止痛；对于气虚体质的人，则常重用炙甘草甘缓益气又止痛。 再如郭老辨治失眠，常在分型论治基础上佐加助眠之品，但中药具有安眠作用的药物众多，其运用时也常结合证型病机来“随机对症”：如对于阴虚之证，常选酸枣仁、百合养阴宁神；血虚失养之人，多选龙眼肉、柏子仁补血安神；肝阳上亢之辈，喜用生龙骨、生牡蛎平肝又定志；肝郁不眠者，则用合欢皮疏肝又安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