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改革及政策建议 -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doc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与体制改革* 黄季焜 胡瑞法 一、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不仅令中国的政界与学术界关注，而且已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在90年代中期令国际学术界、政界与商界为之震荡的“布朗旋风”虽然在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粮食丰收后暂告一段落，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人口的继续膨胀，中国农业在二十一世纪将如何养活十六亿人口？中国农业能否继续为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人类跨入21世纪时，中国曾发生了两件有关农业及农业科技的大事，一是1999年初国家开始了新一轮较大幅度的科研体制改革，另一件是1999年底中国就加入WTO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农业科研单位未能也像其它非农业科研单位一样迅速进入市场，然而，农业科技单位绝不能安于现状，必须就现行的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而中国加入WTO后，农业生产将面临着来自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严峻挑战（黄季焜、李宁辉、陈春来，1999），本来就存在着大量剩余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将如何保证就业和提高其生产效率？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从而减轻加入WTO后对中国食物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将成倍增长，到2020年中国粮食国内总需求将比90年代中期增长50-60%(黄季焜，Rozelle，Rosegrant, 1999)，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激励生产将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的耕地资源将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均0.08公顷下降到2030年的0.05公顷以下，人均耕地资源将更为稀缺；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黄河已连续8年出现断流，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农业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每年由于水土流失所造成的灾害不胜枚举。表明我国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耕地与环境基础已经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靠扩大种植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与保障农业丰收的潜力已经非常小。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实践表明，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农产品的总产，如近年来的以增加投入、扩大复种为主要内容的省长负责制等都可实现这一目标，然而，由于这一措施是以牺牲农民的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来换取社会稳定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极高的经济成本。而其它的方法，如体制改革、环境治理、水土改良、兴修水利等均可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但由于体制改革的作用仅为一次性的，我国以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已得到充分发挥（黄季焜、Rozelle，1996）；环境治理将促进我国农业向长远的持续方向发展，但并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仅可以减少由于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灾害损失；水土改良、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投入，且其效益的充分发挥仍离不开现代科技的进步。事实证明，无论是过去或者未来，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其最有效与成本最低的措施是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黄季焜、罗泽尔，1998）。 然而，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并不令人满意。由于投资不足，导致我国的农业科研成果产出大幅度下降（胡瑞法、黄季焜、罗斯高，1999）。同时由于农业科研成果的产生需要较长的滞后期，因此，上述影响还只是暂时性的，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农业科研投资政策，不就现行的农业科研体制进行改革，它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充分体现出来。本文旨在对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及体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有关农业科研投资的政策及措施。 二 (一)科研投资总量不足 1、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其中政府的财政拨款呈下降趋势 我国农业(包括农、林、牧、水利、农业服务业)科研投入 (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总收入与高等农林院校的研究与发展经费总收入)从1985年的13.55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52.38亿元(现价)，将近增长了3倍。然而，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年均增长率只有2.5%,其中“七五”期间不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年增长率为－1.4%)，“八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6.7%，但1994年以来又开始下降，且以1995年下降的幅度较大(图1)。 在农业科研投入中，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财政拨款，虽然按现价计算在不断增长，但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198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到1990年达到最低点，以后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图1)，1985-1996年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0.8%)。 即使在“农业法”与“科技进步法”实施后的1996年与1993年相比，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财政拨款增长幅度仍远低于财政增长。 2、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低于非农行业 国际上通常用投资强度(指科研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科研的投入水平。我国自1985年以来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变化如图2所示。由图2看出，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强度（农业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