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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客观主义史学 兰克史学 “提供了一种史学模式，直至20世纪，这种模式仍然支配着历史研究” 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eopold Von Ranke），伊文顿1983年版，11页 一、兰克的史学实践与成就 （一）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 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年至1535年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1824年）、《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 、《教皇史》 、《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839-1847年)、《普鲁士史新编》(1848年)、《16、17世纪法国史》(1852-1861年)、《16、17世纪英国史》(1859-1868年)等。 从1867年起，开始在莱比锡出版全集，到1890年出齐，共54卷，还不包括晚年口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只完成7卷)。 成就： 1、接受历史主义思想，反对理性主义史家强调历史发展的“普遍一致性”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传统及自身特有的价值； 2、强调历史学家应研究、撰写个别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应奢谈空洞的普遍性历史： 人类史由个体性民族史构成的多样性结合体，历史学是一门采取叙述体方式的独特科学； 3、西欧中心论者：“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 “伟大民族”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 4 从以下3方面对历史进化思想提出异议： ⑴“进步”涵义: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被归在相同的“进步”模式中，每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并不总在“进步”; ⑵“进步”观念: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知识积累过程，古代的艺术、诗歌往往能与现代媲美，有的甚至超过现代水平→即使能在物质方面找出“进步”趋势，在文化知识、道德意识方面很难找出这样的“进步”； ⑶人类历史的进程：不是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趋向和独自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代人都是平等的； 历史学家能对不同时代人们的差异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却很难确定它们间的高低。 5、对“上帝”或“上帝之手”概念的理解： 历史是精神的舞台、思想的展现，历史的价值在于内在精神： “对古代怀有浅薄、淡漠、邪恶想法的人会因为他们这些想法而受到谴责”，“内在精神因被轻视起而复仇。” 内在精神源自上帝，是神意的体现：“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让人看得见。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来，最能说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 “我的一切作为都应以显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为宗旨” ； 对历史发展中“某种先在的原因之原因”敬畏和感叹； “上帝”或“上帝之手”，是隐藏在历史背后、支配历史进程的某种神秘、永恒力量的代名词； “上帝”对人间事务、人类命运的干预，是一种个人预感，是朦胧、无形、难以说清楚的东西。 6、史学方法论： 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 ； 主张如实、个别化描述； 强调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领悟”。 （二）兰克学派 兰克在长期学术生涯中，不仅写下大量学术著作，且以柏林大学为基地、通过研讨班(seminar)方式、按他的治史理论和方法，培养出一大批弟子； 弟子及再传弟子一再以其师的“客观主义立场”和“科学方法”相标榜，随即形成一个实力雄厚、名噪一时的“兰克学派”： 1、强调著史态度的客观性、原始史料的绝对性和注重史料考证的微观研究； 被西方史学界尊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楷模和“客观主义史学”的正宗，成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几乎成了20世纪“传统史学”的代名词。 2、弟子遍及德意志境内，还有以兰克命名的历史协会； 英国：斯塔布斯、阿克顿勋爵和剑桥学派； 法国：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年)及创办的《法国历史评论》； 美国：赫伯特·亚当斯等----重要基地。 3、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史学被介绍到中国，到20世纪20、30年代，影响相当可观： 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史料即史学”的口号，俨然成为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 20世纪50年代后，一度被人遗忘，80年代后，又重新受到中国史学界重视； 1986年，兰克逝世100周年时，中国几家主要的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