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ppt

中国封建教育绵延两千多年，其间虽有发展和改良，但总体宗旨和模式没有本质的变化，即一直隶属于封建政治，以儒家经典（《五经》和后来的《四书》）为主体教学内容，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和通晓儒家经学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并通过选士制度（隋唐以后为科举制度）从中选拔充任政府官员。明清时科举已与学校教育紧密衔接，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才有获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通过科举作官又是士人唯一的前途和学习目的，于是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除少数坚持钻研学问的私学和书院外，整个教育界完全为应试教育所支配。 传统教育的空疏腐朽早已有之，教育界人士对它的批判也是不绝于耳，只是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能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展示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优势，而这种军事优势又是建立在先进的科技和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在挨打认输后，痛定思痛，必然要反思自己的落后之处，可以说鸦片战争是我们民族反思的一个起点。最初是在军事技术上，进而就会联系到生产、技术、政治、文化等方面，而这诸多方面归根到底都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又必然将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人的素质上。于是在痛感旧教育空疏无用的同时，还意识到自己闭塞狭隘。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萌发起来的。 （二）龚自珍的反思和变革主张 龚自珍（1792-1841年），号定庵，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他学术功底深厚，文思敏捷，但因好发独到之见，难为世间俗见所容，应科举屡遭挫折，直到38岁才勉强考中进士，仅在内阁中书任职，最终还是被排挤辞官回家，晚年曾执教丹阳书院和杭州紫阳书院。魏源说他晚年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诣深微。著作有自刻本《定庵文集》，此外散佚之作甚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所以学术界将他作为近代学术思想的开启者。 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其形容为“痹劳之症”、“将萎之华”。他认为衰落的根源在吏治腐败，即使是负有发展学术、纠正世风之责的所谓“清暇之官”，亦不过移情于书法诗赋之中而已。至于执掌实务的“政要之官”，则只重名分、讲排场、捞私利，一味迎合君主和上司的喜怒，这样的官僚队伍是不可能有振作表现的。 龚自珍把吏治腐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陈旧、空疏。他逐一批判了传统的性理之学、考据之学和科举之业，总之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毫无用处，所以大多数看来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官员，实际上可谓不学无术。二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的是经史之学，作官后面对的却是兵、刑、钱、谷之类的实际事务，二者对不上口,学问也用不上。三是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大志。由于多数人求学就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在经历艰苦的科场拼搏后，等作了官已经是年过韶华，精力衰退，加上官场升迁又多是论资排辈，于是官员往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只是求循资序而已。旧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优良上进的人才，吏治当然不可能搞好。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已看到外国侵略的威胁，他认为眼光只盯着英吉利如何如何是不行的，解决外衅应先着眼于改良内政，因此不能再因循守旧，要下决心“更法”才行。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希望统治者能自行改革，以争取主动，不要等到迫不得已时再行动。他在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就强调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是相当有眼光的。的确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思想格局，开一代之新风。 （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年轻时好学，曾与龚自珍一起拜《公羊春秋》学者刘逢禄为师，但举业也不顺利。在内阁中书捐了一个舍人的职务，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幕府任职，经历了抗英斗争。52岁才考中进士，任过知县、知州。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还有一些经史研究。 魏源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地方官府做事，对社会弊端更有切身体会，并目睹清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因此他的变革精神比龚自珍更强烈。像龚自珍一样，魏源也将朝政衰败的原因归咎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又起源于教育不良。他抨击当时的学者虽然“毕生治经”，却“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既然“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又让他们充任各级官职，国家怎能治理得好？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做到“综核名实”。这就要认真研究治国方略实务，并努力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敌，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