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经济：结构、技术与经济发展.ppt

一、经济结构与传统经济走向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耕、织还是畜，都是以土地经营为基础。商代以后，由于土地的狭小与人口的增长，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快就被小块垦殖的精耕细作的种植业所排挤。中国农民以喂养猪、鸡等食粮家畜为主，个别农民所畜养的牛、马等大牲畜，也只是被用于农耕，且为圈养，与欧洲农民的畜牧业有本质的不同。粮食生产之外，中国农民的织主要以桑麻为原料，而桑麻生产又多藉于有限的耕地。 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经营，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与生产对象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可能性，如蚕织、麻织均可通过家内劳动完成，而欧洲的毛革与毛织则难以由一家一户单独进行。另一方面，由于在精耕细作制度下，农民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所获除缴租纳赋外，所余无几。 2. 工商业经济：混合性与依附性 就工商业与农业经营而言，一方面是寓于农民的自给自足经营中的家庭手工业与商业交换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是乡村工商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与融通，他们完全依赖于农业而生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手工业商业体系。 （2）城市工商业的突出特点是依附性。 3. 中国古代城乡经济 （二）混合、多元型经济结构的形成 与欧洲大陆相比，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土壤条件较欧洲恶劣，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传统农业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上得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与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相异。两种经济类型对后世中西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2. 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路径造就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社会组织过早形成，制约和限制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进程；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 二、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 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 牛耕是精耕细作条件下最先进的耕作技术，在精细化的数十亩土地的经营中，这一技术足以满足其需求，不可能萌生机械化农业的动力，因此，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农业耕作技术一直是牛耕技术的天下，甚至两汉时代的“二牛抬杠”在今天的西南地区仍有存续。 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化。它所带来的农民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加之历史上的中国农民除完赋纳租外，已拿不出多少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使得中国农民的自给自足的经营，始终未能完成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决定着历史上的中国农业本身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更不可能出现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农业促进工业化进程的现象。 （二）手工业技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 中国古代丰富的农学著作，都是农业技术方法的汇集；天文、数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数学是面向历法编制与现实生活所需的计算数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数理逻辑系统。三大技术门类于四大发明也都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托与技术体系支撑，实际上多是单项技术与发明的集合。 中国没有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萌生，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实用性。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希腊哲学的基点是原子论，是一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穷其究竟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点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道是一种理念，一种可以涵盖一切的抽象。 三、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 （一）变动历程 夏商时代，中国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东方诸国经济迅速崛起，但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重心，属于多重心时代。在多中心的经济发展中，关中与蜀中（“秦地”）占据了龙头地位，秦始皇依托着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但山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强于关中。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自洛阳到青齐一带是当时无可争辩的经济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先是山东、巴蜀、江东三大经济中心的并立，其后的发展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隋唐时代，各地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格局仍是三大经济中心的并立，但内容不同于前代，这一时期形成的是以长安、洛阳为基点的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中心、以扬州为基点的江淮综合经济中心以及以益州为基点的农业、手工业中心。 宋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发展的成熟时代，这一时代，就经济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经济重心已移至南方，但与此同时，则是各类经济不断拓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分布也越来越广，实际上，又进入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 （二）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的基本趋势 1．中国古代经济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