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论文.docVIP

　　试析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论文 论文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 功利主义的文学观 现代文学批评 反思与展望 论文摘要: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共存的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已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符合中国人深层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也依然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 在21世纪之初多元批评的语境中，重新审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境遇，反思和展望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前景，无疑有益于重新认识这一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批评方法。 一、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境遇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毕业，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境遇可谓极具戏剧性。与其它批评方法相比，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前方法形态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可谓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人，使批评者尤其是左翼文学批评者，开始注重经济、阶级及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文学的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围内成为与印象批评、传记批评并列的三大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出现了一系列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角度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秀文学评论。例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在研究魏晋风度时，将其与时人服药与饮酒的风俗相联系，在解释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将其与当时的时势和曹氏父子的政见与相联系，使表层的文学现象获得深度的社会历史解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942年后对文学批评有决定性影响的文献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以政令的形式被确立。建国后社会历史批评更成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模式。在“文革”中，政治标准第一、阶级分析是分析作家作品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文学的目的，并且把它规定为教育人民的文学批评实践，这标志着社会历史批评已走人机械、庸俗的歧路。在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文学界提出“纯文学”的口号，强调文学的自主性，政治、社会、现实生活被认为与文学无关甚而会危害文学，同时，文学批评迷恋诸多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的有效性遭到深刻的怀疑。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地位及文学的存在形态，而由于“架空式”写作的出现，加之文化研究思路的影响，一些批评家重新把批评的触角投向文学的现实语境。除历史的际遇外，社会历史批评“凤凰涅架”式的起伏有着很深的文化土壤。 二、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深层文化土壤 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时空纬度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批评，其基于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批评思路契合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实用理性是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李泽厚先生在论述中国智慧时如此界定实用理性，“所谓实践(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实用理性“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不玄想、轻思辩、重现世、重实用、历史意识发达的实用理性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贯穿古今文学历史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论语·阳货》中记述孔子论诗，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博识。文学影响人，进而影响人所在的世界，文学在现实世界中是有用的。与之相反，西方自康德以来的“审美无功利说”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具有实用性的，这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的本质区别。而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倡导文学的实用功能，《毛诗序》中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中的“是”就是指诗歌，强调诗歌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功能。以孔子为先师的中国文人大多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即使是娱乐大众、难登大雅之堂的的话本、小说也往往以教化相标榜。以启蒙、救亡为主流的现代文学，作家普遍具有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启超主张“欲新一国之民，必新小说”，鲁迅先生借助文学“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仅提升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地位，更将文学的功能上升到救国救民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一脉相承。功利主义文学观构成了中国文学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为中国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直接地提供了基础。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关注文学的题材、主题、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意图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有这些被韦勒克称之为文学外部研究的层面，在中国百年文坛上始终承受着不可动摇的关注。尤其《讲话》发表之后，文学批评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社会历史批评外不知有其他的批评方法。追问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