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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议当前对法官的人身保障的现状论文 法官被誉为公平正义的“保护神”，是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承担着定纷止争的社会职责，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格局在重新组合分配，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纠纷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而法官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则不可避免的处于了社会矛盾的中心点上，然而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如何呢，其是否能承担起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呢?事实证明情况十分不尽人意。 一、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及其负面影响 （一）中国法官的人身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 审判是一种“黑白分明”的结果，一方胜诉，一方败诉，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如果当事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判决结果就不会有上述法官受侵害的行为，但往往有些性格偏执的当事人不能接受判决，输了官司便迁怒于法官，赢过官司执行不 到位还要怪罪于法官，而一旦出现伤害法官的事件时，又缺乏对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中，对危害法官的行为的制裁仅局限于经济与行政上的处罚，刑法保护力度不够，在刑事制裁范畴内，只在《刑法》第309条规定了“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才定罪，并且针对的只是对扰乱法庭秩序，并且还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非针对法官个人人身安全被侵害的情况，故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没有相应的必要的自我防卫手段，法院内部对法官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又缺少相应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对施暴者，法律制裁手段又欠缺，一般仅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司法拘留，可以说，这样的惩罚措施对少数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并不大，从以往的情况看因加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而作为执法者的法官又大多息事宁人，很少有起诉民事赔偿的，故当代中国的法官已与刑警一样成为了“高危人群”。［1］ （二） 当代中国的体制缺乏一套完善的保护法官不受权力侵害的职业保障制度。 虽然《宪法》与《法院组织法》均明文规定“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在实际中这一条规定却缺乏操作性，中国法官在经济上、在组织关系上，甚至于人身安全方面都要受制于人，时刻要服从于地方行政长官，因为你进不进法院、出不出法院，人家有决定权，给你多少办案经费，给不给你办案津贴都在行政长官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法官想赢得职业上的尊敬和职业继续发展的资本不仅仅是你做得公正就能得到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官又承载着广大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各种思想利益不断组合，社会矛盾呈多发性、多样性，中国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则不可避免的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承载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上述情况的复杂性所产生的这种权、责、利的极度不均衡状态使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十分艰难。 二、法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适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作为纠纷解决裁判的法官缘何成了“高危人群”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一）审判的客观性决定的。 审判是一种“是非分明”的活动，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就如一个比喻所说被告是违法者，而原告是维护法律者，被告制造了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的利益造成了破坏，而原告则要求被告恢复原有的法律状态从而涉讼，法官作为裁判者将原、被告利益依照法律重新分配进行确定，在这个确定的过程中他主宰着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被告制造 新的权利义务状态首先其是认为合理的，而原告诉讼要求其恢复也是认为合理的，所以诉讼的双方都抱着自己有理，自己应胜诉的理念去参与诉讼，必将在案件的审理中均对法官怀有很高的期望，但审判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有一方被否定，甚至双方均被否定，有些时候，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一方就会产生很深的失望，甚至会对法官产生怨恨情绪，特别是法官在判决时可能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力或其他原因使判决的结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或当事人理解的公正与法官理解的公正出现不一致时，当事人很少有从自身找不足的，而往往迁怒于法官，但客观的讲，事实不可能再现，法官是通过证据来证实事实的，而当事人则只认可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事实，这二者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往往会导致个别当事人做出偏激的行为。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救济途径又将法官推到了最前沿，其承载着与其社会地位极不相付的社会责任。［2］ （二）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近年来法官无论在政治素质上还是在业务素质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极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执法，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待当事人、来访群众存在态度不友善，不够耐心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者是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