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伦理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论文.docVIP

　　试论伦理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论文 .freelentofodernization)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化、国家主义、西方化、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3］,都是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不同表现。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并且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使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又称为主体意义危机或道德危机,正如艾凯所言:“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以舍弃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为代价”［3］。马克思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4］这也是社会进步必要的“恶”,即“历史进步代价”。 (2)“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化实践酿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伦理危机。 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更主要的是在高昂利润的驱使下,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生态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伦理危机或称为生态伦理危机,这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将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权关系”,完全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和谐关系,一方面,人直接来自自然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的属性和特征;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主导下,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自然界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 (3)伴随着“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理性化”过程也引发了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 如果说“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只是伦理生态环境中的局部性危机或要素危机的话,那么,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就是一种全局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伦理—经济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突破了伦理甚至法律的界限,通过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1］。由此造成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以及经济决定论与道德滑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二,伦理—政治生态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集团、政治组织甚至政治官僚个人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个体私利的驱使下,打着“为民族谋发展、为国家图富强”的幌子,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谋私利,以致超出了伦理的界限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由此造成了政治腐败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7］等等。其三,伦理—文化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侵蚀、破坏甚至摧毁传统的文化积淀,切断了人类通往传统的桥梁与纽带,使人类由此“丧失了人类最可贵的否定和批判的思想,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8］。其四,伦理—社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的片面化、畸形化和异化,乃至“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变成为一种“主—客关系”,由此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伦理危机。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意蕴 如果说以“理性化”为圭臬的“现代性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而具有“自反性”的话,那么,以弥补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或“现代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生态危机的“和谐社会”理念就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论建构,不能只是对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简单地“修修补补”。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建构,这里的“社会和谐”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诸要素的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不同生活层面之间、不同生活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或组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