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论文.docVIP

　　试论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 论文摘要：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现原文风格上存在缺憾，无论从语域层面、词汇层面还是修辞层面来考虑，均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契合；并为更好地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论文关键词：文字翻译 词语翻译 风格可译性 风格再现 翻译比较研究 一、风格的可译性及三种换码模式 在西方翻译理论中，作为原则正式提出翻译风格问题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tler，1749—1814)。他在《翻译的原则》(PrincipleofTranslation)中介绍了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是：“译文的风格和文笔应当与原文保持相同的特色”。然而，译学界人士对于风格是否可译向来看法不一：有的认为风格不可译，有的则认为风格不但可译而且理应在译文中再现。 要探讨风格的可译性，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风格。库顿(J．A．Cudden)编撰的《文学术语词典》将风格定义为：“散文或诗歌中独特的表述方式；作者的写作特色”。库顿认为，对风格的分析和评价不仅要考虑作者的措辞和表现手法(如修辞或其他手段)，还要考虑句子和段落的特色(例如是松散亦或是紧凑的)——总而言之，要考虑作者使用的语言及其驾驭语言的方法等各个方面。每位作家都有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既受其性格的影响，又是他们创作时心情的产物；同时，风格是可识别的。刘宓庆认为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stylisticmarkers)，分为“形式标记”与“非形式标记”两类。前者包含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后者则指神韵、风骨、气势、情调等等“非形式因素”。在翻译任何文学作品之前都必须先识别和分析原作的写作风格，假如风格未能在译文中再现，则翻译中的“信”无从谈起。因此，对上述风格标记的掌握至关重要。 风格既然可以识别，那么也是可译的。刘宓庆认为可译性的根据有以下两条：第一，“大多数风格标记是可以转换的，其中包括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语域标记、词语标记以及为数不少的句法标记、章法标记在双语转换中都可以做到比较理想的契合。修辞标记的再现相对较难，例如头韵、双关和叉句法等，但绝大部分也可以通过增词、引申、转喻等手段翻译出来；第二，“人类的语言具有表感功能。因此，由表感功能产生的风格感应力也是大同小异的，这是风格可译性的很重要的依据”。用任何一门语言写成的作品的风格是使用其他语言的读者所能理解和感应的，正如乃达所说，“无论翻译哪一门语言，每位译者都会惊讶地发现尽管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和文化特征差异很大，但有效的语际交流总是可行的，这有赖于以下两个基本点：一是由于人类经历的共同性而产生的语意相似；二是句法结构在深层次上的接近”。 既然我们认为风格可译，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什么翻译手段再现原文风格。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总结了三种风格符号的换码模式： 第一种是对应式换码(Corresponding)，即一般所谓模仿(Imitation)。这一方法的关键是紧紧抓住原语风格的形式标记体系，并将其转换成对应的目标语。 第二种模式是重构式换码(Recasting)，这一方法的实质是风格意义的再创造。由于符号体系、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不同，译者不得不对原语表达方式加以改造，从而一方面尽力保留原语风格，另一方面使译文容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第三种模式为淡化式换码(DecoloringOrGeneralizing)，这是一种权宜性对策，其实质是在确保概念意义的前提下不得已放弃(或部分放弃)风格意义。翻译中会遇见很多难以逾越的语言一文化障碍，如具有浓郁民族语言色彩的表达法、历史典故、文字游戏等等，这些情况若实在难译，可以用淡化法处理，比勉强地对应式换码略胜一筹。 本文以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OntheFutilityofLiteraryCriticism为例，从上述三种翻译手段的角度出发，在风格的语域标记、词汇标记和修辞标记三个层面上对两者进行对比研究，简要评述译文在风格再现方面的不足与缺憾。 二、语域、词汇和修辞层面的对比研究 1．语域层面的对比研究 语域指词语的使用范围。在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