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改革先锋的保守文化实验的策略分析论文.docVIP

　　语文改革先锋的保守文化实验的策略分析论文 十年前，从一位复旦附中毕业的学子那里，知道了黄玉峰。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讲《诗情画意》《阿爸教作文》，带学生远行，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与历史文化，研究杜甫、苏轼、鲁迅，批判语文教育，不照教科 十年前，从一位复旦附中毕业的学子那里，知道了黄玉峰。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讲《诗情画意》《阿爸教作文》，带学生远行，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与历史文化，研究杜甫、苏轼、鲁迅，批判语文教育，不照教科书讲课，教学生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班上谁过生日了，送上自己的书画，等等，一大串的回忆。 学子讲述这些回忆时，表情显露骄傲。我听着，亦认为黄玉峰是能够让学子佩服、记住的老师，像那些古道热肠的民国先生。而我的高中老师中，最好的只是做到了对若干成绩好的学生视如己出，周末也在义务“授业”，不顾自家生计，只恨不能替我们去高考。 后来，因想见其人，便去复旦附中拜访，谈了许多话。接着，看到他重上电视，在《文化中国》《百家讲坛》等处，讲李白、苏轼，讲汉字中的历史文化。其间，还惹得不少想起语文“标准答案”的“记者”们、“网民”们起来说他“解构”了李白的“至高”文化形象。 可见，“标准答案”的确力量很大，即便学子们当年不喜欢它，甚至考完还烧掉它，它还是能造成很大影响，大到可以让那么多人，将许多有意、无意建构的“说教”当做“真理”，以至于看不到，黄玉峰的“解构”讲法不过是民国语文界的常识。当年，被张伯苓校长挖到南开中学做语文首席的孟志荪先生在课堂上讲李白时，便说他“格调不高”，骨子里想的，多是“美酒”“妇人”“神仙”，与真正古道热肠的杜甫差距甚大。 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提及这件涉及“古今中西”文化复杂演变的小事，是想呈现一点黄玉峰身处的巨大“双重结构”：在其中，他不仅要面对被“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捆绑的语文教育，还要面对更庞大的被“标准答案”塑造的“网民”群体。他本来可以免于陷入后一重结构，只待在校园里，但他还是陷入了。 难道在他看来，语文教师就该多做点事，已经毕业在社会上经受各种“锻炼”的人，也要让他们学会重新思考，更好地思考？ 关于这一点，我没问过他。就像上次他打电话来，问我怎么看现在的大学，我也没问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只是谈现在的、民国的和欧美的大学，谈了很久。我一直觉得，依靠平实自然的交往，才可以做出平实自然的研究。就像现在写他，也未告诉他，只因为看到三月份的一期《上海教育》时，看到他和他的朋友，钱梦龙、骆玉明、王德峰、余党绪等，一起谈如何改革语文教育。况且写黄玉峰，也可以试一下，在“教师绩效评价”工具满天飞的今天，还可以有何种不同的“范式”来评价现在的教师。 那些“绩效评价”工具大都来自以利益、效率为本的“企业界”（讲效率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利益），其基本假设是认为，“员工”也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必须加以严格的标准化管理，才可以保证“企业”方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将那些工具引入教育界的力量是如何看待教师的呢？是不是也是以“商业思维”在打量教师？ 这个问题这里无以回答，只知道民国前辈们早提醒过，如果“商业文化”在教育界不断蔓延，教育界便要被毁掉，会变成活动方向、运行机制均和“企业”差不多的“学店”。黄玉峰也知道这一点。或许正因为许多观念一致，即使不说，我与他的十年交往也不带任何“商业文化”，而是表现为在信任的基础上，各读各的书，各做各的事，然后随缘而已。而我的信任最初来自他的学生对他的信任。 当然，还有他的朋友、他的学校对他的信任：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我看到的那本复旦附中毕业纪念册上，首页内容是黄玉峰的照片和寄语：勉励弟子们继续追求做有文化、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布局，校长、书记竟然被编排在教师后面出现。到底是上海滩最有“大学气质”的一所中学，当好好珍惜。 然而，信任他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信任他能做出称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仅在学校里做，而且在学校外面做，即使会遇到许多阻碍与困难，也是如此。当然，支撑他一路走来的外部力量也有许多。在我看来，其中他最需要的也许正是信任。是啊，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教师会争气呢？不是还有学生在直接看着教师的表现，为何借用“企业界”的思维与工具来管理教师？ 被视为“特立独行”的黄玉峰非常清楚，信任在其教育改革历程中的作用。去年年底，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附中等单位为他庆祝从教45周年时，他感谢了各界对于他的信任。我当时也在场，听完就想起《读书》杂志上女科学家李爱珍说过的一句话：“我总记得人家给了我什么，却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 李爱珍教授遭遇过更多的困难和打压，她的经历更能说明，对生产“教育”的教育界来说，杰出的“教育”历来都是由“超商业”的文化塑造而成，信任正是塑造杰出教育的基本文化之一。黄玉峰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