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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总“踩着别人脚步走路”（人民论坛） 陈 凌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30日 04 版） 　　散发传统文化气息的故宫日历、印有“个性话语”的折扇、以“御花园彩石甬路”为主题的五彩耳钉……近来故宫博物院及其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一时间，把故宫文化“带回家”，在朋友圈晒一晒“来自故宫的礼物”，成为风尚。 　　在晒景、晒娃、晒自拍居多的朋友圈，“百年文物”缘何走红？“既富有时代气息，有意思；也饱含历史厚重感，有韵味。古典基础上的点滴创新，铸就了故宫文创产品‘活着的灵魂’。”一位网友的评价，道出了其中的因由。倘若原封不动地把日历、折扇搬到市场，即便有人青睐，恐怕也很难引一时风骚。相反，不管是与互联网“联姻”，还是接地气的创意，正是在渠道和内容上的更进一步，才让这些“高大上”的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实，文化最忌炒冷饭，最讲求创新创造。从写就一篇翰墨短文，到熔铸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无不需要贯注创新之魂。清代画家郑板桥自幼爱好书法，勤学苦练，临摹各家字帖，可总觉得自己进步不大，为此深感苦恼。他的妻子一语点破，“人各有一体，你体是你体；人体是人体，你老在别人的体上缠什么？”郑板桥猛然醒悟。此后，他力求创新，开创出了“板桥体”。“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一味固守，千篇一律，只会让文化丧失活力；善于推陈出新，呼吸现代新鲜的“氧气”，才能不断让文化的枝叶舒展，绽放新芽。 　　反观当下，一些文化现象仍值得我们反思。比如，有的书籍，毫无创见不说，内容还东拼西凑，被人戏谑为“垃圾书”；有的综艺节目，千篇一律地从国外引入相似模式，结果水土不服，观众不买账；还有的电影，奉行“拿来主义”，剧情场景总是“借鉴”他人作品，屡陷抄袭漩涡，等等。正如美学家朱光潜的一个批评：“老是那样四平八稳，没有一点精彩，不是‘庸’就是‘俗’，虽是天天在弄那些玩意，却到老没有进步……一稳就定，一定就一成不变，由熟以至于滥，至于滑。”从这个意义而言，故宫“文物”的走红，既是一种警醒，更是一种启示。 　　“只见汪洋就以为没有大陆的人，不过是拙劣的探索者”。很多时候，我们慨叹无法抵达新的彼岸，究其缘由，与其说是因为文化创新思绪干涸，倒不如说是因为对自身挖掘得不够透彻。《南史》曾载，宋文帝时有一位名为陆澄的学士，好学博览，行、坐、食手不释卷，时称“硕学”，可其晚年想撰写一部《宋书》，却始终不成。原因在于，他书是读了很多，却一知半解。时人王俭戏称：“陆公，书橱也。”囫囵吞枣，难免思绪“短路”；甘做“书橱”，何谈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有时需要离开常走的大道，潜入森林，你就肯定会发现前所未见的东西”。文化创新这条新路上，或许有绊脚的石头，或许有挡路的枯枝，但不管怎样，一番披荆斩棘之后，我们必将发现一个更丰富、更精彩的世界。 童谣岁月长 唐 毅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30日 24 版） 　　回老家逢着儿时伙伴，讲起孩提时的“玩”，抚忆再三。当年小伙伴之间做游戏、捉迷藏、讲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唱”童谣的时候也多，至今还记得一些，如《打电话》：“喂喂喂，打电话，问你的幺妹嫁不嫁？嫁给我、我不要，嫁给别人我要告。”已忘了是怎么学会的，也不知道嫁的含义，但童声清亮，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在我的老家，童谣并不是“唱”，是念，又近乎于唱。小孩子唱童谣，妈妈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是外婆。小孩子对长辈的依恋，大概也是从童谣开始的。我的外婆在我出世时已不在人世了，自然不能教我唱童谣。但别的孩子有外婆，我可以跟着学，或者别的孩子学会之后，听他们唱一遍，我也就会唱了。如：“老天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或者，有时回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拉过来又推过去，做“拉锯”的游戏，“拉锯，还锯，外婆门前耍把戏；请孙孙，去看戏，没有好吃的，青菜萝卜也可以。”每每到这时，我就特别想念从未见过面的外婆。 　　童谣是童年的蓝天和白云。回忆真有意思，可以把那些美好的童真在心里重演一遍，暂时拉近距离。有一首北京的儿歌，是这样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吵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啊——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这同故乡的那首《打电话》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概也不是小孩子自己的作品，是大人教的。 　　周作人称得上是中国对儿歌童谣进行学术研究的先驱，著有多篇儿歌研究理论文章。他批评明人吕得胜、吕坤对童谣的研究时说：“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只因为‘固无害’而‘无谓’——没有用处，这实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这段话颇能说明他对童谣的态度。他也曾批评大人看不起小孩子、认为儿童的言行幼稚可笑的观点。小孩子的创造力也是很惊人的。不可否认，有的童谣肯定是小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或经成人润饰，但其“著作权”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中，童谣还曾被赋予浓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