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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一 自从在高中阶段进了不要学费，而且还有伙食补助的师范学校起，我就是“自然”地走上了当一个教师的道路，也许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1954年当我从江苏常熟师范学校毕业时，被通知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上大学读书看来是一个机遇。于是，在1954年的秋天进了安徽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 安徽师范学院初始于1928年在安庆创建的省立安徽大学。物理系也是安徽大学创办最早的理科院系之一。1949年12月安徽大学整体从安庆搬迁到芜湖，并与三年前从合肥搬迁来的安徽学院合并，组成新安徽大学。在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安徽大学分设为师范学院和农学院，并于1954年独立建校，于是诞生了安徽师范学院。1958年，物理系的大部分教师支援正在筹建的合肥大学（后毛主席题名改称“安徽大学”）。为了尽快补充大为削弱的物理系师资队伍，我与其他几位同学被留校任教。 刚留校学生是难以胜任高校的讲课任务的，于是我们被分别派往外校进修。我被派到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电子学。在清华，除了听进修课程外，还参加所在教研室的各项活动，与清华教师一起教改，一起科研、一起搞批判，批判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道路。那时是大跃进年代，年轻的我似乎也很激进。当进修到第三个学期时，我被分配带领两位越南留学生，承担研制一台微波阻抗测试仪的任务。其中有一个重要部件，即3分贝微波定向耦合器，居然被我攻克了下来。 二 两年进修结束后回到母校，那时校名改为“皖南大学”，这是刘少奇题写的校名。1961年11月接到通知，要我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近一年的俄语，于1962年的11月底到达了俄罗斯的北方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彼得堡，进了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学研究所。 原先希望到列宁格勒大学去攻读激光物理，结果未成，可能的原因是列大在激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被安排到“射频磁共振实验室”。在这里，研究核磁共振的北大王义遒老师刚学成回国，因此导师建议我做电子自旋共振(ESR)的研究。然而，整个实验室的所有研究人员，包括导师在内没有一个是专门研究ESR的，而且也没有ESR仪器设备，就是说我要从组建设备开始才能做ESR工作。导师交代，在王义遒研究核磁共振所用的磁场上组建ESR装置。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开始了ESR研究工作。 工作开始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还没有起码的ESR基础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英语基础去调研当时ESR的进展与国际水平。幸好，在清华进修时学到的包括微波技术在内的电子学知识可以派上用场；并且，实验室的仓库里有组建ESR设备所需的微波器件与波导元件，可以尽我使用，这些是二次大战中留下来的。看来，由并不精通ESR的导师来指导也不完全是坏事：每当研制中缺少东西时，往往不问是否一定需要，他就设法给我提供，他仿佛成了我的助手。就这一点，我对他还是很敬重的。两年设备组建过程需多说， ESR装置终于可以运转了，这也成了我导师经常炫耀的地方。每当由外人前来参观时，他总要骄傲地介绍一番，并说这是“中国研究生陆完成的。” 用ESR装置做什么方向的研究？导师找到苏联科学院院士杰连宁(A.N.Terenine)，那时杰连宁正领导着一个课题组，进行光合作用模拟研究。作为这个课题组的任务之一，杰连宁要我做固体表面吸附自由基的ESR研究，并指派他的一个研究生配合我进行研究样品的制备工作。于是在ESR设备前面，又架起了高真空与加热炉等装置，并设计了液氮温度下进行ESR测量。那时，每天都要进行实验都在12小时以上，相当紧张，仅液氮的消耗量每天都在20升以上。实验测量约进行了一年时间，完成了氧在TiO2、ZnO等数个材料上吸附自由基的ESR研究工作，实验结果比较满意。此后，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学位论文的阐写工作。导师也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开始对我的学位论文答辩进行具体安排。三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竟延续了十余年！ 当1977年后再次走进讲台时，袭来心头的是满面荒凉，百废待兴的景象。起初我承担了近代物理实验教学，但哪有可用的实验仪器呢？只好与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一起，开始修理旧仪器、研制新设备，并逐个地增设到学生实验中。我们修理了用于射线晶体分析实验的“x光机”，研制了“高频小调场电子自旋共振仪”、“小型氮分子激光器”，组装了“受激拉曼光谱分析”实验，开设了激光模谱分析实验，用氮分子激光改变油滴荷电量来改进密立根实验测量电子电量的方法，……。这些教学建设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教委的肯定，1984年我校近代物理实验室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1987年，与中国科大、南京大学等合作编写出版了“近代物理实验”教材。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激光物理与激光光谱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1985年起培养“光学”专业的研究生。初期，我们在“N2O分子光谱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