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保训甏材料来源及性质.doc

清华简《保训甏材料来源及性质与郭店楚简、上博简主要为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学思想文献有所不同，清华简则涉及到诸子学之前王官学的相关内容。由于清华简的其他简文尚未公布，对于其整体内容还不能妄下断语，但就已公布的《保训》篇部分简文来看，它给学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如赵平安先生在《(保训)的性质和结构》中说：“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然而，也有人对《保训》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学者据”文王”只是姬昌“谥号”，不可能给太子姬发作“训”，说：“姬昌在去世前只是商朝的西伯侯，其地位远不如太甲时代的伊尹。”因此，姬昌临终前留给继承人姬发的“只能是遗言，而不可以是训”。当然，李学勤先生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整理委员会将此篇定名为《俐训》，李先生还是比较谨慎地以《周文王遗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即便如此，因为“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而且竹简下葬的战国中晚期“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思想内容比较接近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由此而使人产生出质疑。其实，这里所采用的是“默证法”，与20世纪初期疑古学派的手法如出一辙。当然，并不是说“默证法”没有其合理性，只是使用时要注意“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的标准，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已给学者们提出了警示。而真正要解决《保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研究上古文化的价值，就不能单纯运用“默证法”一味地否定，关键是要对古书材料的来源、形成以及流传有清晰认识 首先，古代有专门记录帝王、诸侯言行的史官。诚如《汉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记之。”《保训》属于先王政典，与《尚书》、《逸周书》、《春秋》等资料的来源一样，应当都是出于史官的记录。这些原始材料被藏于“秘府”，有些特别珍贵的历史记录甚至藏于石室金匮，就像现今的案件书记员、档案管理者要保守机密那样，记录此种文献的“诸史与百执事”同样要保守档案的机密。以《尚书“启金滕之书”时，关于周公的当初记录才揭开真相。然而，事实上，有许许多多文献并没有如此“幸运”，它们可能没有公诸于世就遭到焚毁或长眠于地下。《保训》篇之所以不为当时及后来先秦诸子所知，其原因也极有可能与此有关。虽然《保训》不为时人所了解，但“地不爱宝，今日得见”，地下文献的相继出土，使我们能够目睹前人所无法偶遇的珍贵资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幸运”! 就目前学者们所公布的信息来看，清华简同上博简、郭店楚简一样同属于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写成。只是当前对这2388枚竹简尚未有大体的了解，因此尚无法做出整体判断。就《保训》以及周武王在文王庙举行“饮至”时，武王、周公、毕公等人所做的乐诗来看，应该涉及到周代礼乐文化中较为核心的一些内容。同时，既然这批竹简有可能出自南方楚地，这也是对“王官失守，学在四夷”最好的注脚。其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但南方楚地，而且秦国、三晋及燕国等地也肯定有孔子及后学所没有见过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极有可能是被散在四方的王室史官所带去的秘府档案。在交通及信息极不发达的春秋战国之世，没有到过这些地区的儒者们何以能够全部见到?《保训》篇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南方，已有了子思学派所没有见过的文献资料，这也为学术界重新思考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带来新的契机。因此，要对上古三代文化进行研究，就要对上古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古书的成书、流传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次，这些流传于世的大量历史记录，上古三代尤其是重视以史为鉴的周人又进行了怎样的处理?这应该说是尚未得到人们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而传世文献中则有着明确地记述，《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在注解此语时说：“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即主管教化的师氏将史官的相关记录进行整理，使那些有利于社会教化的“中礼”与“失礼”的过往之事传授给子弟，使他们懂得为政治国之道。只是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将《周礼》视为“伪书”，对其中的相关记载更是视而不见，所以使本来较为清晰的问题变得朦胧甚至不可解。《保训》的发现与释读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此语的良机，同时也为学者解开对此文的疑惑带来新视角 虽然“诸子出于王官”受到近代以来学者的质疑，但是上古三代迟至周代，学在王官的教育体制仍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既然如此，用什么样的教材来教育后世子孙，就成为摆在周王室面前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周官》规定，“师氏”应为负责编订“教材”的主管。他所利用的资源也应该主要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那些历史事件和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尽管最初哪些事件被选中，哪些又被落选，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但只有那些经得起历史锤炼的文献才成为“经典”而广为流传。面对诸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