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微观计量的分解-中国研究服务中心.DOC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本文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考察其变化的几个临界点。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政策赖以存在的制度均衡，导致农村经济改革。在改革期间，城市居民运用其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影响着城乡关系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转移，继续维系着城市偏向政策。然而，农民仍然可以通过“退出”机制即“用脚投票”，最终推动城市偏向政策的改变。当城乡收入差距回复到改革之初的水平时，制度变革的条件将成熟，导致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偏向/制度临界点/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蔡舫，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一、引言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都是强制性的，或者说城市偏向的，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发生的农业和农民受到保护的情况恰恰相反①。由这种政策偏向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相关的经济理论主要着眼于探讨：（1）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偏向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政策偏向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2）实施这种城市偏向政策都有哪些政策手段，以及这些政策的作用机理和福利效果；（3）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变革的条件和时机。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因此，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政策和制度因素，既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之处，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图1）。从城乡收入增长情况看，在1978—1984年期间，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以每年177%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则只有79%.在1985—2002年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下降到只有41%，城镇收入增长速度则保持在66%.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差异持续时间很长，导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引起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政府也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目标，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粮食保护性收购、对种植粮食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以及实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等。但这些政府措施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中来自务农的比重持续下降。　　注：1978—198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使用城镇居民消费指数平减，农村居民纯收入使用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减；1985—2001年收入分别使用增长指数推算，2002年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2002年统计公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们通常用农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或城乡收入比较（农村为1）等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　　城乡收入比越大，表明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亦然。图1显示了用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所作的中国城乡收入比较。从名义收入看，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以来先是下降，至1983年到达谷底后自1984年开始攀升，直至2002年。按照这个估算法，目前城乡收入比已经大大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然而，仅仅用按照名义收入计算的比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正如名义人均收入不能反映真实的收入水平一样。因此，我们需要将城市和农村的名义收入分别用各自的价格指数修正，用由此得到的城乡实际收入进行比较。　　从实际收入看，1978年以来，城乡收入比的下降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此之后有大幅度的提高，但迄今为止尚未回归到1978年的水平。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城乡比较背后，有不同的经济逻辑。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回归到改革以前的水平，是具有实践含义的。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价格和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建设加强，这一切都必定会反映到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事实上，在1978—2002年的整个期间，农民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2%，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67%.这一期间农村减贫效果就是一个有利的例证。1978年中国有25亿—26亿农村贫困人口，而在短短几年后的1984年，贫困人口就减少到8900万，到2002年则只剩下2000万左右。更具体地说，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回归到1978年的水平，具有很强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在农村，以实行家庭承包制和随后进行的流通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这一改革的核心可以看作是国家与农民关系或城乡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①。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及其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