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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苏仁 来自: 苏仁(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1-09-05 15:15:19 张邦炜 　　进入21世纪以后，“唐宋变革”论这个相当古老的论题在我国学界第二次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近十年来，有关研究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还存在若干有待厘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甚至某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何谓“唐宋变革”、谁首先提出“唐宋变革”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对我国学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之类，至今仍有进一步思索的余地。本文将从何谓“唐宋变革”说起，但主题在于立足宋代社会史研究，对“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作些力所能及的回顾和反思。需要事先说明并请求原谅的是，有关论著颇多，笔者见闻有限，遗漏在所难免。 一、前言：从何谓“唐宋变革”说起 　　如今一说到“唐、宋变革”论，人们立即想到日本京都学派即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或进而想到东京学派即周藤吉之、前田直典的“宋代中世说”。一言以蔽之，“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非日本学者莫属。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笔者近年来有关“唐宋变革”论的不少疑问中的一个。近读台湾学者柳立言的论文《何谓“唐宋变革”》，至少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唐宋变革”是一种历史分期；第二，不能混淆“唐宋变革”与“唐宋变化”；第三，在“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之间不能划等号。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也留下一个疑问，即“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到底属于谁。作者强调：“唐宋变革”论“最早由日本的京都学派提出。” [1]其实，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就有反证。然而不少学者都如是说：内藤湖南“第一次试图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容解决历史分期问题。”[2]他们十分强调“最早”、“第一次”，有学者不无渲染之嫌地描述道：“似乎日本人近一百年前的‘伟大发现’直至今日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所认识”。[3]“最早”、“第一次”之说眼下虽然流传甚广，其实并不确切。首先是否“最早”、是否真是“第一次”就成问题，其次恐怕不能说我国各式各样的“唐宋变革”论都是日本学者有关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在笔者看来，此说或有数典忘祖之嫌，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其一，“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既不是内藤、宫崎，也不是周藤、前田，只怕应当是南宋史家郑樵。 　　“唐宋变革”论是由内藤湖南首先提出吗？何忠礼颇有依据地说“不”：“中国古代学者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也早已有所察觉。”他引用明代史家陈邦瞻所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并解释道：“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4]此前，葛金芳也曾指出：陈邦瞻认为“宋代进入（我国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5]笔者以为，何、葛二位的阐释堪称敏锐，但存在两个缺陷：第一，陈邦瞻认为中国历史经过三大变革，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鸿荒、唐虞至七国、汉至五季、宋以后，而并非三个阶段。这还在其次。第二，更重要的是，“唐宋变革”论者在陈邦瞻之前早已有之，南宋史家郑樵（1104-1162）就比陈邦瞻（1557-1623）资格老，而且要早四百多年。 　　对于郑樵的那段名言，研究者们均耳熟能详：“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6]此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观，它准确无误地表明郑樵是个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论者。此外，如北宋沈括、南宋王明清以及清初顾炎武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唐宋变革”有所察觉和论述。他们有关“婚姻之变”、“氏族之乱”、从“豪民”到“田主”等论述，治史者无人不晓，无须一一征引。沈括虽然在时间上早于郑樵，但对“唐宋变革”只是有所察觉而已。至于顾炎武，尽管揭示“唐宋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较之郑樵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时间上毕竟远远晚于郑樵。 　　就近代而言，在内藤湖南（1866-1934）之前，我国学者夏曾佑（1863-1924）便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对此，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已提及。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7]一书和《概括的唐宋时代》[8]一文刊行于20世纪初期，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一书大约是上世纪初年的讲稿，原名《必威体育精装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印行于1904-1906年。[9]夏曾佑依据历史进化和演变的观点，在其《中国古代史》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此书《古今世变之大概》一节称：“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10]尽管他的认识不一定准确（如认为宋代处于退化期），论证并不具体（此书仅写到隋代），但毕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新式分期法，其宋代“近古”说无疑属于“唐宋变革”论中的一种。与夏曾佑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