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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 　　摘要：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工业行业；分类评价；“U”型拐点；环境污染；能源消耗 中图分类号：F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3-008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为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指明了方向。工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目?耸侨?面提高我国工业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则是确保工业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鉴于此，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影响引入到工业效率的评价体系中，探究我国工业行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我国工业分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的关于工业行业环境规制与工业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衡量。郑京海（2008）等[1]、赵彦云和刘思明（2010）[2]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直接使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工业增长的方式。赵文军、于津平（2012）[3]在研究贸易开放和中国工业经济方式转变问题时，试着运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衡量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余甫功、吴俊杰（2014）[4]在研究广东省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时，使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表示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二是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的环境规制问题研究。涂正革、肖耿（2009）[5]在环境生产前沿函数的基础上，利用1998―2005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李玲、陶锋（2012）[6]通过测算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的环境规制，发现制造业的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李斌等（2013）[7]通过对工业环境规制拐点的测算，研究如何通过控制环境规制强度来促进工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查建平等（2014）[8]运用2004―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通过上面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同时运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来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文献较少，且没有在环境污染程度的基础上对工业行业进行分类，并分别测算各类工业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则，以促进我国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基于此，笔者借用李玲、陶锋（2012）[6]的测算方法，首先对我国工业37个行业①的污染排放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行业分类，继而测算了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随后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各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与分解，以作为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衡量标准并进行合理评价。进一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并找出三类产业的环境规制拐点，进而厘清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以期为实现中国工业和环境的双赢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二、我国工业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测算 我国工业有37个细分行业，各细分行业都有着自己的特性，因而环境规制对各细分行业的作用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为了使环境规制强度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合理，笔者将这37个细分行业根据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分类 （一）分行业环境污染强度测算 关于行业污染强度的测量，笔者参照赵细康的做法[9]，首先对各类污染物数据进行线性标准化和等权加和平均法处理，进而计算各行业的环境污染强度。对我国工业行业环境污染强度测算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取了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工业废固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