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问题.doc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问题 　　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体系是不完备的，以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我们看到这个学科研究的完整性之缺失，一是需对文学性与历史性融合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港澳台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整合，特别是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地域的特殊时空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历史性 文学性 台湾文学 一个学科研究的完整是困难的，要完美更是极其艰难的。学科研究的完美性只能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特别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学科来说，更是这样。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境里说的问题，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从严谨的学理和当代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和研究现状提出的质疑。但是就今天的语境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按照这个线性时间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可以成为“史”的，因为既有了历史考验也有了学理研究的积累，而当我们认真阅读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时，总感觉有一些缺憾 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于1999年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在该学科研究中，无疑是“经典”，或者是集大成的著作。许多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对他们的教材评价甚高，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前景表示了乐观的态度，特别是洪子诚编写的教材。钱理群在评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说：“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这似乎是对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回应，以为终于完成了一件历史的大事（其实本质上不是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编撰早已存在）。我们通读洪子诚的著作，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真正确认了“当代文学”历史的多元性，对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的处理，以及关于历史尺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把握，都较之以往当代文学史教材要冷静与深刻得多。但是，其编史的缺陷与不足是存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洪子诚还未能真正彻底地处理好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①这说明了作者偏重于历史性（这个观点非常好，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持这种“文学史首先是历史观”）。然而，作者在给钱理群的信中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是必要的话，那么，我们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话。”②作者的矛盾与困惑也正是我们当代许多批评家与理论家的矛盾与困惑。正如洪子诚所说，如果不把历史考察与叙述重心放在对文学作品与现象的价值评判上，那么文学史的标准何在？最终只能依靠主观性来做出我们的选择和判断。相反，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注重文学潜在历史的挖掘。我们则认为，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应并重考虑，潜在历史或许在当时未能形成较明显影响，但审美价值在后世仍能体现其地位。因此，编史不仅要“靠近历史”，而且应具有历史的前瞻性 程光炜先生也建议我们把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有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早；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和批评的方面。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大多和当下的文学现象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把“史”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21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变了。召开了很多专门研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有的刊物还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高等院校，教师、学生也纷纷做起了“历史”的题目：“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延安文学”“秧歌剧”，等等，成为“热点”，这种“转移”向“历史”的“合理性”是充分的 关于这一点，洪子诚已经较好地完成了文学组织、产生与历史结合，但是文与史的结合，仍有待于探索，就是文学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描述与“历史”客观真实的对应阐述，在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里，尚未达到完善 其次，是中??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时间的起止问题，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