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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接受史来看文献价值历史变迁 　　摘 要：文献价值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通过展现《史记》产生以后被接受的历史过程，可以具体分析其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现。以时间为线索，研究《史记》的价值怎样随着历史环境而变化，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史记》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文献价值 《史记》 接受史 1、绪论 1.1 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指文献对人的有用性。文献的产生就是为了用的――或是为记录知识，或是为抒发情感，抑或是为着表达思想。然而，文献价值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没有被接受和利用的文献只具有潜在价值。贺巷超认为：“文献著作者所赋予文献的使用价值，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它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感知、判断、利用时，它无法发挥它的使用价值，无法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只是一种潜在的未实现的价值，只有当它被广泛地传播出去，作为社会成员的客体对象而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它潜在的价值才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1]另外，人们对文献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会受到动机、兴趣、教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同一文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这就是文献价值的历史变迁，卿家康称之为文献价值的“动态整合性”（作为历史形态的流动整合）[2] 1.2 接受理论 上述观点与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读者的传递、接受、理解的过程中，作品的历史意义得以确定、审美价值得以证实[3]。可知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也就是其价值实现的过程 1.3 本文研究目的 本文以《史记》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为例，分析文献价值如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2、《史记》接受史研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22年）的历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当时人们思想活动等方方面面，其资料来源广泛，有传世典籍、档案资料、官方记录，又有民间流传的内容。《史记》在今天看来拥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其独创的体例、写作方式以及书中不拘一格的思想都给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史记》崇高地位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2.1 唐前《史记》接受史 2.1.1 两汉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儒学经学。而司马迁写《史记》重视还原历史真实，对于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毫不避讳，即便是当朝皇帝的恶言陋行也都诚诚实实记录在案。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小人物”和“失败者”具有包容和悲悯的情怀。比如他在《伯夷列传》中为那些在历史中虽有出色表?F却因无人宣扬提携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鸣不平；他列陈胜入世家，视其与王侯平等，并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他称赞项羽的骁勇，肯定刺客的侠义……落入统治阶级眼中自然是大逆不道，也与当时崇尚“圣人之道”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史记》在成书时便不为汉武帝认可。成帝时的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橘之谋……”[4]。东汉初，汉明帝认定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5]。当然，《史记》的流传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刘向《别录》直接引用《史记》原文，褚少孙甚爱《史记》并补全其缺失篇目。班固、王充纷纷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他的《汉书》更是仿照《史记》体例作成，而且保留了《史记》部分原文，继承了司马迁对人、事的众多评价。王充认为《史记》既有集大成的特色，又有保存文献典籍之功，对《史记》的史学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6]。然而，《史记》的思想价值并不被接受。司马迁对待刺客、游侠等的看法被认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史记》与《汉书》相比，大多数人“扬班抑马”，甚至称《史记》为“谤书” 《史记》在两汉时期并未得到正统文人学者或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接受，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只是被极少数的文人士大夫部分地接受和认可，传播和影响的范围都不大，受重视的程度也低于《汉书》，《史记》的价值尚未得到重视 2.1.2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统治者为加强统治，重视以史为鉴，《史记》公开在统治者和王公贵族中传阅，据《梁书“……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7]。另外，《史记》的“谤书”说得到平反，据《三国志肃传》记载，王肃第一个为《史记》正名并与魏明帝公开辩论，后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也驳斥了“谤书”之说，肯定《史记》开纪传体先河之功。晋人张辅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